一三九田的消失

田以前是四连军代表，后来调来一连当军代表，并兼任张民权案件专案组的主要成员。

我对他的印象一直不好。他对韩书记的态度，让我很讨厌。他在提审我的时候，经常使用调侃的语气，来讽刺挖苦我。作为“阶下囚”，我也没有办法回击他，最多就是瞪他两眼而已。

但不知为何，田突然从学习班消失了。

有一次，我问赖渣，田哪儿去了，怎么好长时间没见到？

赖渣鼻子哼了一句：见个屁！那个臭流氓，早滚蛋了。

赖渣对我讲述了田消失背后的故事，他也是听别人说的，是否真实可靠，我无从考证。

一连有个隔离审查对象，是一个漂亮的中专生，姓关，她的丈夫在东北的军工单位，没有调来，所以在草原上还住在单身宿舍。据说，此人很善于交际，朋友很多，而且不乏异性朋友。

据说，每个星期天，她都会把本组的单身青年，叫到她的宿舍，开茶话会，唱歌、跳舞，说故事，讲笑话，从早闹到晚上，不到11点是不会散场的。

来到学习班，她还是旧习不改，只要哪一天休息，她仍然召开单身职工茶话会，继续唱啊、跳啊，大喊大叫，怪腔怪调，哪怕隔壁就是军代表，就是专案组，她也佯装不知，只管我行我素，很有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味道。

这和当时的严肃气氛太不协调了。

于是，很快地，她被隔离审查了，罪名是，拉拢腐蚀青年，成立 “裴多菲俱乐部”，对抗清队破案运动。

关和别的罪犯不同，她的坦白很“彻底”，让专案组有点瞠目结舌。

“你们要我说什么？”

“你怎么拉拢青年的？”

“很简单，他们都是单身青年，色中饿鬼，你们看，我不是大美女吗？男人又不身边，我一招手，他们能不来吗？”

“你和他们什么关系？”

“肉体关系。”

“你和他们都发生关系了？”

“对，太对了。”

“你写个名单给我们。”

关很快就写好了，凡是她认识的，都写在上面，至少有几十个吧。专案组逐个询问调查，大家都矢口否认。有人很恼火，要和她对质，有人举出很多证据，说明自己不可能和她发生关系。专案组又来找她，让她作出解释。

“解释什么？他们不好意思说就是了。”

这种事情很难查证，专案组请示了军管会，暂时把她搁置一边，不管了。

田来到一连，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在关心张民权案件之余，竟然对关的专案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提审关，有他一套方略，一是单独谈话，二是喜欢讲细节。

“关，你不是说，和某某发生肉体关系吗？你讲讲，你有什么证据？有证据，可以采信，没有证据，你就是诬告。”

“搞完就走了，有什么证据？”关冷冷一笑。

“搞得时候，你就没有观察观察，对方有什么特点吗？”

“男人，都是那个样子，能有什么特点？”关说。

“那不一样，譬如我的大腿根，就有一颗黑痣。有人可能胸部有毛，有人可能有狐臭，有人可能肋骨变形，女人，也有特点嘛，譬如你，丨乳丨房不一样大，左面大，右面小，哈哈——”

“好吧，让我想想。”关答应了：“明天告诉你，他们都有什么特点。”

第二天，关说有重要情况，必须面见孙主任。

“孙主任，你给我做主吧。”

“怎么回事？你说。”

“田军代表利用职权，多次**我。”

“你有什么证据？”

“他的大腿根，有一个黑痣。”

孙主任把田叫了来，田坚决否认。

“你把裤子脱下来。”孙主任厉声说。

田的大腿根处，果然有颗黑痣。

田一再申明，关是在陷害他，黑痣的事，是他自己告诉她的。

“你告诉她这个干什么？没有密切关系，能说这些事？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孙主任反驳说。

就这样，田因为违反军纪，与隔离对象发生不正常关系，被免除一切职务，复原回家了。

高，也让专案组吃了点苦头。

有一天，我看到专案组的娄，跟着高在前面走，赖渣和几个工人拿着铁锹、丁字镐等工具，在后面紧跟着，向四连方向去了。

晚上，赖渣一见到我，就诉起苦来。

“妈的，累死我了！”

“怎么回事？”

“你们这个高，说是有一面国民党党旗，埋在四连墙根的大树下面。我们挖了一天，树都快挖倒了，也没有见党旗影子。后来，高又说记错了，不是这棵树，是那棵树。”

“最后，挖出来没有？”我问。

“天都黑了，挖个屁！明天再说吧，娄也草鸡了，说他明天请假，不来了，让老毕来挖。”赖渣说。

“高，他从哪弄来的国民党旗？”我很迷惑。

“据娄说，这面旗很重要，是钱让高保管的，凡是加入特务组织的，都要在这面旗下宣誓。”

我一听，知道高又在胡说八道了。

高隔离后，总是仰起头，很高傲的样子。他以善于胡说八道著称，什么都敢说。据说，有一次他说，他奉钱老总的命令，到产品库偷了两个小原子丨弹丨。

专案组一听，这可是大事啊！

“你怎么偷出来的？”

“很简单，两个大衣口袋，一面装一个。”

原子丨弹丨，虽然九院就是干这个的，可真正见过的，寥若晨星。高说一个口袋装一个，竟然没有人怀疑。

“后来呢？放哪儿去了？”

“我哪知道？交给钱主任，就完成任务了。”

钱主任已死，高的交代对不对，也就死无对证了。

一四0 千里寻兄

杨家庄大院的杨树，黄了又绿，转眼间，我被隔离审查，已半年有余。

我搞过“四清”运动，有些经验，一般来说，每一期运动，半年左右。搞错了，半年之后，会给你平反的。但“二赵”这一次，已经一年多了，怎么就没有结束的征兆呢？

张民权案件，专案组说，就要结案宣判了，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也没有宣判的消息。

有时候，我甚至羡慕那些劳改队员。他们虽然也没有自由，但是至少他们明白，还有几年，就可以出去了，可我不知道。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也许——未知数太多的焦虑和等待，是一种可怕的煎熬。

有一天我照了一下镜子，发现我变化太大了，刚进来的时候，头发黑而密，现在，竟有一半花白，而且，明显稀疏了不少。

被囚禁后，我只收到过一次林的信。这期间，陈通过专案组，给我送过几次换洗的衣服，我仔细检查过，没有发现林的任何讯息。一开始，我并不担心，因为我所处的环境险恶，为了刘大夫的安全，林不可能经常写信给我，何况她嘱咐过我，没有信也不要急躁。

但是，时间一长，我的心里不禁担忧起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脑海中：难道，她的病情又出现了变化？她的身体，能够承受这些变化呢？她现在是一种什么状态？

当我仰望月亮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异常。

最近一段时期，月光经常被浮云遮盖，朦朦胧胧，让人看不清楚。偶尔看清一次，似乎林的病床边，多了一些忙碌的医生。

我知道，这些可能都是我的错觉，是一种焦虑心理的反映，不足为凭。

但是，我相信亲人间，特别是最亲密的人之间，有一种超越距离的心灵感应。在221的时候，我的母亲生病，林生病，我都体会到这种感应。

就在我陷入焦虑时，我的弟弟来看我了，带来了林的一点间接的消息。

这一天，专案组突然把我叫了去。

“你有个弟弟叫益？”老毕满脸不高兴。

“是的。”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