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四张的自尽

赖渣的话不久得到了证实。

傅、金不仅做了伪证，而且在批判会上当面作证，从而导致了张的自杀。

我被关进囚室后，见到张的次数不多。有时候，各班同时开批判会，《大刀歌》响起来的时候，我们6个罪犯，都要在会场外面等候一会。这时候，我们可以远远地互看一眼。

徐、高、段、江，我都看见过，他们的表情各异。徐无奈地举着“总理式胳膊”，高仰起头，段气忿忿，江平静如水。

但我没有看到张。

看来，专案组对张的态度，一直有些特殊。我想，他们的看法是，对张，不能轻易批判，要批，就得集中火力，打他个措手不及，不攻则已，攻则必胜。

这天下午，赖渣带我打开水，水没有开，我在开水房等了一会。

二班就在开水房的对面。看来，他们准备开批判会，《大刀歌》唱了好几遍了，但批判对象还没有到。

奇怪的是，傅在曲班长的带领下，也走进了二班的会场。

过了一会，来了一大帮人，有学习班军管会主任孙，一连军代表华营长，老毕以及专案组的其他成员。他们的表情很严肃，按照职务大小，鱼贯而入。

“快走！”有人大喝一声。

我顺着声音看去，张被两个人扭着胳膊，推了过来。张的个子小，本来挺瘦，现在更瘦了，走起路来，踉踉跄跄，好像随时会倒下。

这时，水开了。

赖渣押着我，回到了囚室。

我忐忑不安地思索，今天对张的批判会，来了这么多“重量级”人物，究竟要干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对张要重炮猛轰。我担心的是，张的身体，在我们“三家村”（这是专案组对我、张、徐三人的简称）中，是最差的一个，经过这么长的折磨，看来已经很虚弱了，他能够经受住吗？

我站在囚室的窗前，焦急地观察外面的动静。

大约两个小时后，张被扭着胳膊送回来了，一般情况，押送罪犯的路上，是不扭胳膊的，这次却例外，一直扭送到了张的囚室门口。

张弯着腰，我看不到他的脸部表情，但是，从他的脚步看，有点支持不住，踉跄得更厉害了。

这天夜里，2点15分（专案组允许我戴手表），我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

我爬起来，从窗窟窿看出去，街灯下，一连的军代表华营长领着几个人，其中也包括赖渣，急急忙忙向张的囚室跑过去。

我正看时，值班员过来了。

“看什么看？回去睡觉！”

我只好离开了窗窟窿，坐在床上，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外面的脚步声、喧哗声再次响起来，好像是抬着人走过去了。

我回到窗窟窿，再向外看时，外面已没有人，只有街灯发出了黄色的、惨淡的光，照着空旷的街角，坑坑洼洼的路面，和路旁一棵孤零零的树。

第二天，我一直等待着赖渣，想从他那里得到点消息。

赖渣却没有来，打饭，上厕所，都是别人带我去的。

直到晚饭后，他来了。

“你们的一个，上吊了。”赖渣说。

“是谁？”

“小矮个，张。”

据赖渣说，昨天的批判会，实际上，是对质会。金和傅一口咬定，亲眼看到，他们在山洞口挥舞树枝，打野鸽子的时候，是张把张民权推进了洞里。

据赖渣说，张气得浑身发抖，但说不出话来。

张回来后，晚饭没有吃。

张的自杀是在午夜之后，值班员转了一圈后，睡了。他解下了自己的裤带，挂在了伸出来的门框上。

值班员一觉醒来，发现情况后，立即报告了华营长，华营长胆小，把赖渣等几个工人叫来帮忙，赖渣等七手八脚，把张放下来，发现张的身体已经冰凉了。

华营长指挥着，把张抬到一个暖和的房间，希望他能苏醒过来，同时打发人找刘大夫，并通知专案组。

刘大夫来后看了看，只说了一句“已经死了”，转身就走了。

老毕一进门，看到张伸出舌头的样子，吓了一跳，脸变得刷白，很有些紧张不安。

赖渣和几个工人上午被告知，可能有任务，不许乱走，在班里待命。

军管会和专案组开会开了很久。

快到中午，华营长通知赖渣等人，去西宁火葬场。

张自尽之后，对我们的批判和提审，停顿了一段时间。

有一天，赖渣带着一个人进来，嘴里嚷着说：“起来起来，大夫给你查体了！”

我一看，大吃一惊，来人竟是卫生所的刘大夫。

刘装作不认识我。

“你叫什么？”刘大夫问。

“魏。”

“把扣子解开！”刘大夫把听诊器的头部放在我的胸部，听了一会，拿出来，鼓捣了一会，对赖渣说：“麻烦你跑一趟，听诊器坏了，找李护士，让她拿个新的来。”

赖渣走了。

刘大夫说：“一直想和你说句话，就是没有机会。”

我着急地问：“刘大夫，听说过林的消息吗？她情况怎么样？”

“就是挂记着你的林，”刘大夫说：“听说她最近病情还算稳定，饭吃得比以前多了，还胖了一些，这都是爱情的力量啊。”

“太好了，千万别告诉她我挨批斗的事，我真害怕会影响她。”我说。

“你放心吧。”

谈到张，我很悲痛。

“他，也是走投无路，被逼无奈啊。要不，谁愿意走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