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突然笑起来：“魏，看来，你还是自我感觉良好啊，你不想想，如果我们没有点真凭实据，能把这件事定为221第四大案件？能关起这么多人来？你张口救人，闭口救人，我们能把一个救人英雄揪出来批判吗？”

毕的表情渐渐变得严肃，拿起几份材料来，又放下了。

“看看你这几天写的材料吧，每篇的开头都是一样，相信群众相信党，可你这样顽固不化，党能相信你吗？群众能相信你吗？你那些东西，都是假象，知道吗？真相，你一点也没有说。”

我这几天，确实写了一些材料，关于张民权案件。

我认真、仔细地回忆了那天晚上的经过，把我看到的情况，做的每一件事情尽量详尽的、实事求是的，认认真真的，一五一十的，写了下来，每一个细节，我都没有放过，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全部如实写出。

我认为这篇材料，对于弄清事件真相，应该很有意义。

每篇材料的开头，我都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语录：

我们应该相信党，我们应该相信群众，如果没有这两条，我们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可是，我的努力，竟被老毕的一句“全是假象”，否定了。我有点恼火。

“那真相是什么，你告诉我吧？”我顶了他一句。

老毕没有说什么，田说话了。

“魏，你也太嚣张了，告诉你，你的罪行，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不告诉你，是给你机会，让你坦白，争取从宽处理。”

田的话属于套话，我听得多了，感到厌烦，不想理他，他却只管讲下去。

“你自己犯下的罪行，自己不交待，反倒让我们说，你什么意思？想摸我们的底牌，是不是？我告诉你，窗户都没有，更别说门了！我早就看出，你是条大鱼！有人说，你在你们这个集团中，有很特殊的位置，你不是大头目，甚至也不是二头目，但是他们都听你的，你是个摇鹅毛扇的——”

老毕拉了田一把，不让他继续说下去。

“行了，回去想想吧，早交代，早主动，把事情弄被动了，也就不好办了。”

老毕说完，打开门，把赖渣叫进来。

我跟着赖渣回到了囚室。

夜里，躺在床上，看着囚室破烂的顶棚，听着窗外值班员巡视的脚步声和呼呼的风声，一种念头突然冒出来：

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你们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要在什么事上被论断。眼前的事实，正应验了这句话。

我批判过吴际林，批判过208的很多人，现在该轮到我受批判了。我曾经叫别人是反革命，现在轮到别人叫我反革命了。

一三一政治立场

批判会上，审讯中，不断听到有人称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在囚室中独处的时候，会反躬自问：我真得会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吗？

回忆的丝线渐行渐远，一件件往事浮上心头。

我的家庭是城市贫民，父母亲有文化，因为信教的关系，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父亲当过牧师，也开诊所当过医生，在旧社会的县城中，不很贫穷，但绝对算不上富裕。战乱中，诊所被烧毁，父母亲收拾残余，迁往青岛，在湛山寺后面的山坡上（现青岛仲家洼地区），自己动手，盖了几间小屋，算是安顿下来。父亲的医术是自学的，在县城开业，尚可应付，到了青岛，就无人问津了，只好卖包子，母亲在家制作，父亲到市场叫卖。

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我那时上小学，不用功，背小九九表背错了，“七八五十六”背成“七八六十三”，差七个数，被数学老师重重打了七板子，手打痛了，见到父亲，哭诉遭遇，父亲掀开盖被，拿了两个包子给我，我竟破涕为笑。

解放后，我家又迁回即墨，父亲进入即墨一中当校医，成了公职人员，收入稳定，每月有六十多元，兄弟三人都能不断上学，直至参加工作。

马克思说，经济决定意识，从家庭背景看，解放后，我家改善了生活，没有理由反对共产党。

如果说，我对政治有什么不满的话，完全是我自己的原因。

我的不满，是从五七年开始的，反右斗争，将我敬爱的班主任、物理老师童打成右派，使我很愤慨，很为他抱不平。不仅是童，其他的右派老师，在我看来，都是好老师，把他们列入“敌人”之列，我实在想不通。

他们打成右派的理由，都是说了什么话，这些话，在我看来，很多都是真话。我认为，中国说假话的风气，源于反右，后来愈演越烈，一直延续到现在，未能彻底根除。

有了反右的困惑，对后来的政治运动，我始终持保留态度，特别是反右倾，又打倒了彭德怀。彭敢说真话，然而，却容不下他，也使我感到愤懑不平。

那些年的运动中，我惟一赞同的，就是全民学雷锋运动，可惜时间太短，犹如昙花一现，稍纵即逝，让我留恋不已。

对毛主席，我认为他是伟大的人，就像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我尊敬、景仰、崇拜他们。对斯大林，我有所保留。

我信仰基督教，也信仰共产主义，我认为两者可以兼容。

两种信仰，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拯救世人于苦难之中，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