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平时，佘这一套伎俩，纯属诡辩，是不堪一击的，我会驳得他哑口无言，但既然是罪犯，那就得老实一点了，否则只能使自己陷入更狼狈的境地。正如苏所说，还是忍气吞声吧。

赖渣负责平时的看管工作。

只要我离开囚室，赖渣就得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上厕所，去班里接受批判，去专案组接受审问，去食堂打饭，去挖防空洞（当时杨家庄正遵循毛主席“深挖洞”的指示，大挖防空洞，学习班是挖洞的主力），他都是我的“跟班”。

总的看来，赖渣对我，还是比较宽容的，但他也有凶狠、不讲理的时候。

有一次，他大概受了谁的气了，见到我就发火，骂骂咧咧，找我的茬。我有点便秘，上厕所时间长了一点，他在外面不断大喊大叫：

“还不出来？死在里面了？”

我只好出来，一出厕所门，他就在我屁股后面踢了一脚，把我踢趴在地上。

“起来！”他大喊：“滚回屋里去！”

一连有一个公共食堂。

我们这些被隔离审查的人（不光我们六个，一连还有很多），必须在其他人都买完后，才能去买饭。西宁的天气冷，往往这时侯，菜都凉了，剩下什么，吃什么，如果炒的菜没了，就吃咸菜疙瘩。

给我们打菜的炊事员，态度也不尽相同。有的见我们可怜，多打一点菜，或是多给一个馒头，有的则刚好相反。

二分厂的郭师傅，也在这个食堂里，点心不做了，负责炒菜。

有一天我去买饭，郭见到我，冷笑一下，舀起一勺菜，发现菜顶上有几片肉，慢慢地晃了几下，把几片肉都晃掉了，才倒进我碗里。

苏和谭都在一连，我在路上见过他们几次。

苏见了我，像陌生人一样，没有任何表情，径直走了过去。

谭见了我，往往会低下头，默默地走过去，很难受的样子。

我完全理解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不仅会给他们带来灾难，也会给我带来麻烦。

但是苏和谭并没有忘记我。

有一个星期天，我正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囚室的一位值班人员，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打开锁，进来了，看见他，我感到很面熟，但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他。

他提着一个布包，进门后，从包里拿出一碗饺子，倒在我的饭盒里。

“这是怎么回事？你是——”我莫名其妙。

“不认识了？在苏的婚礼上，我见过你。”

我突然想起来了，他是苏的朋友，姓夏，不仅是婚礼，我到实验部找苏的时候，见过他好几次。

“这是你送给我的？”我问他。

“不，我只是个跑腿的，快吃吧。”

一三十首次受审

被隔离一周后，我首次受审。

赖渣带我到平房的一间屋门前，让我进去，他站在门口待命。

屋子比我的囚室大一倍，有两个窗户，里面很空，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桌子后面坐着三个人。桌子前面的地面上，有一个受审者坐的小板凳。

“坐吧。”一个声音响起来。

我走到小板凳跟前，坐下。小板凳太小了，长度约20厘米，宽约10厘米，像一段木柱，坐在上面很不舒服（后来我知道，那是专案组的发明，据说可以促使罪犯尽快地交代问题）。

我抬起头来，看着这几个“审判官”。

有两个，我认识，一是二分厂工会的干部，姓毕，我辞职后，他被任命为四连的副连长，个子不矮，脸有点黑。他坐在中间，看来，这次，他又转任“张民权案件”的主审官了。二是四连的军代表，田，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气。

还有一个男青年，我不认识（后来才知道，他姓娄，据说是总厂宣传部的干事，中专毕业生），他五官生动，细皮嫩肉，偶尔插句话，也有点娘娘腔，很有些女性的味道。

审问时，毕说话最多，田次之，娄做记录，基本上不发言，似乎很不感兴趣，不断出去“上厕所”（我听见他对毕请假），一去就很长时间不回来。

一开始，老毕态度还是很温和的。

“魏，我们都是熟人了，你在二分厂，干得一直不错，于主任对你很器重，是不是？你这个副连长，怎么当上的，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咱就不说了，今天找你来，不是审问，就是随便聊聊家常，你也不要紧张，心里面也不用有顾虑，咱有什么说什么，好不好？”

“行，我不紧张，也没有顾虑。你问吧。”我说。

“张民权到底是怎么死的？”毕问。

“这个问题，军管会有结论，医院也有结论，还要我说吗？”

“那是过去。事实真相被有些人掩盖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我是去救人的。”我说。

“可你没有救过来，这是事实吧？”

“是的。但是，我已经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