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原以为，我很快就会死的，很快就会变成一缕青烟，一把白骨，一个消失在你生命中的梦，但是上帝竟然破坏了医学规律，让我到现在还活着，还是和你同在尘世间呼吸，同在阳光下沐浴；

二、我原以为，告诉你我死了，比让你看到现在生不如死的我，会多一些快乐，更少一些折磨。我不想让你看到，你深爱的林已美丽不再，我也不愿意，让你因我的痛苦而更痛苦，哪怕让我死，也要在你心中，永远葆有原来的美丽，我在一味假想着——他短痛一阵，想必就会走出阴影，渐渐忘记那个林，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了吧！

可是，我所谓的“完美计划”落空了，你依然孤单地守在原地，守在我们的汤姆叔叔小屋等我。更让我无法摆脱的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思念之痛甚至超过了我的病痛！当我得知你在草原上被告发、被搜查，身体每况愈下的消息，更是寝食难安，忧心如焚！魏，你怎么样了，你还好吗？你吃饭香吗？你还想念那个已经“死去”的林吗？我想我拼了命一样同病魔抗争，只是想最后看你一眼，亲爱的魏，我想你，我要见你一面！

你们那儿的情况，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大家都在受难，你的处境也很危险，但我相信你，会勇敢地面对险境，渡过难关，坚持到胜利！记住，我在北京注视着你，为你加油！

我会通过刘大夫，定期写信给你，如果收不到信，不要着急，不要鲁莽，我会设法和你联系的。只要我还活着。

为我珍重！

永远爱你的林

接到林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读一遍，都碎心蚀骨一般。那天，我一边流泪，一边给她写了封很长的回信，把这半年多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她，信的最后，我写道：

傻瓜，答应我，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瞒着我，你的善意，一点也没有减轻我的痛苦，半年多来，你的身影始终萦绕在我的面前，对你的怀念与日俱增，痛苦始终与我相伴。我们不仅要见面，还要完成我们的夙愿。汤姆小屋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我会再准备一间，在即墨老家。我们的结婚用品，我一直带在身边，如果你同意，婚礼将在基督教堂举行。

我会争取尽快赴京，等着我，亲爱的林，请你一定等着我，等到我们重逢的那天。

一二七我被隔审

我找到赵营长，要求请假去北京，却被赵断然拒绝。

“请假？你不是在做梦吧！”

信发出后，我一直等林的回信。根据经验，从北京到多巴，信件往返一次，大约要半个月左右，但是，二十天过去了，林的回信，却始终未见踪影。

刘大夫安慰我说：“不要着急，你要明白，她不是健康人，有时候病情变化了，要进行手术了，采取医疗措施了，都无法动笔。如果发生了大的意外，我的同学会告诉我的，你放心吧。”

就在我焦急等待的时候，学习班发生了一点变化。

这一天，赵营长在全连大会上宣布，接221军管会通知，多巴学习班搬迁到西宁杨家庄，那里有一个九院的家属基地，同时宣布，所有转业军人（我们称之为“二代表”的那伙人）从学习班撤离，到221厂接受新的任务。

这个消息，让大家轻松了一些。“二代表”的凶恶面目，让很多人感到可怕和畏惧，这下好了，大家也产生一种感觉：他们为什么撤走？他们犯错误了？清队破案运动，也许就要结束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我们的错觉，一场更残酷的灾难，正在等待着我们。

杨家庄家属大院，离西宁火车站不远，院子很大，也都是一排排平房，但房子的数量多、质量好，住着上千户九院职工家属，大人孩子，熙熙攘攘，每家都有炉灶和火墙，屋顶呈人字形，烟囱排列有序，炊烟袅袅而上，摇摇摆摆，像是对远处的亲人招手一般。

从与世隔绝的军营，来到杨家庄，我有一种回家的亲切感觉。

一群群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在大院里滚铁环，踢毽子，跳绳，无忧无虑，无牵无挂，让人羡慕不已；杨家庄有不少老人，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躯干，也令我想起了千里之外的、终生劳累的父母亲。

学习班集中在一起，分两个区域，西北角的几排平房，分配给一、二连，东南角的几排平房，住着三、四连。住房分配原则和多巴相同，单身职工集体居住，双职工每家分配一个单间，我依然享受双职工待遇。

我在这个单间只住了三天，第四天就被隔离审查了。

事发非常突然。

那天，四连在院子里集合开大会。会场很简单，前面有一张桌子，算是讲台，大家面对讲台，按照班、排序列，都坐在小板凳或马扎上。

赵营长简单说了连队最近的情况，话锋突然一转：

“经过专案组调查，张民权案件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谋杀案，部分案犯已经坦白交待，但是还有一部分案犯，至今故作镇静，负隅顽抗，经军委工作组、221军管会批准，‘张民权案件’作为221厂第四大案件，单独立案，所有案犯，全部隔离审查！”

“魏！”赵营长喊了我的名字。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有人在后面大喊：“魏，站起来！”

听声音，那是段在大喊。

我站起来。

“高！”赵营长继续喊着。

“高，站起来！”段又高喊了一句。

这时，有两个人（我不太认识，似乎是二分厂哪个车间的工人）走到我的身边，每人抓住我的一只胳膊，把我押到台前。另外两人把高也押了上去。

富于戏剧性的是，赵营长又喊了一个人的名字，让大家都感到意外。

“段！”

这次，段自己惊慌失措站了起来。

同样，有两个人把段也押了上来，他站在我的旁边，表情错愕不已，不断看赵营长，意思是，你是不是搞错了？像我这样的积极分子，怎么会被隔离审查？但赵营长毫不理睬他询问的目光。

会议继续进行，我们三个被押走，分别回家取行李。

押送我的是两个工人。

我打开门，突然想起，原来准备好的一套行李和用品，因为向西宁搬迁的缘故，被打乱了。我只好重新收拾，因为心里很乱，动作比较缓慢，找一把牙刷也得磨上半天。

“快点！”一位工人呵斥道：“故意拖延时间，是不是？”

就在我手忙脚乱之时，赵营长和陈进来了。

“魏，你把房间鈅匙给陈，让她帮你照应一下门。衣服之类，就不要多带了，以后需要，让陈给你送去。”

我感激地看看赵营长，他却转过头，看着窗外。

陈一来，东西很快收拾好了，我扛着行李，提着网兜，跟着两个工人走了。

我们一直走到西北角，那里是一连的驻地，那里有一排空闲的平房，军代表田已经在那儿等着了，我被关进了其中的一间。

“我是四连的，为什么关到一连来？”我有些困惑。

田不屑地说：“我看你摘掉了保护伞，还蹦达到哪去。”

后来我才知道，赵营长对“张民权案件”的态度暧昧，表现“右倾”，受到了军管会的严厉批评。

屋内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小板凳。

我把行李打开，把床铺开，把搪瓷脸盆和洗漱用具放在床底下，发现床底下还有一个搪瓷痰盂，估计是晚上当尿盆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