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能有什么办法？说句老实话，钱主任一死，我也害怕了，他们连钱主任都敢打死，像我这样的，他们还有什么顾忌？还不像捏死个蚂蚁？我死了不要紧，还有老婆孩子，你啊，估计也快进去了，多想想自己吧。”

韩书记一贯以敢于直言著称，但这一次，我发现他也变了。

俗话说：蝼蚁尚且偷生。我想，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有所调整，有所变化的，即使你心里不愿意这样做。

也可能，伟大的人物不这样。但我们都是凡夫俗子。

有一次，金又把米的孩子关到门外去了，孩子大哭起来，米要出去，金就是不准。

“现在是揭发问题时间，谁都不许动。”金厉声说。

“孩子哭了，我得看看去。”米说。

“孩子哭几声怕什么？别太娇气了。”

孩子连续哭着，米焦躁不安，眼里含着泪花。

孩子突然没有声音了。

米大惊，向门外跑去，却被金一把拉住。米极力挣扎，但金力气大，挣脱不开。

金的行动引起了众怒。

全班的人站起来，不约而同向门外跑去，抱起了孩子，又是拍打又是吆喝，终于使孩子恢复了正常。

回来的时候，大家对金怒目相视，金自知理亏，也没有再说什么。

从那天后，金对米母女的虐待有所收敛。

一二四林没有死

一天傍晚，刘大夫告诉我，他有一次在赵营长那里，看到一封寄给我的信，是从上海寄来的，他估计是鸭子——吕写的，问我收到没有，吕的身体怎么样？

我赶紧去找，班里、排里、连里，都找了，却没有人见到。

根据“八不准”要求，我们不能向外写信，外面来的信，一律拆开检查，如无不妥，可以交给本人。

看来，这封信是有“问题”的。

写信者，可能性最大的就是鸭子了，我想，她的信应该有两方面内容，一是自己的情况，二是林父的情况，这些内容有什么问题呢？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的问题严重了，疑点太多，又太“狡猾”，不能让我得到外界的任何信息。

我必须解开这个谜团。

我找到陈，让她设法和“鸭子”联系一下，据我所知，陈目前的对外通信尚未被封锁，虽然都要审查，但还算正常。

大约半个月后，陈收到了鸭子的回信。

信是“鸭子”吕从上海家里寄来的，从开头的称呼看，她是写给陈的。信中前半部分写了她回家后的身体情况，后边谈了她在上海受我的委托，看望林父的情况。

吕到复旦大学看望林父时，开门的是一个女士。

“你好，你找谁？”那位女士说。

“我是九院二生部的，一个朋友托我来看看林先生。”

那位女士听了，有些紧张，说了句“你等一下”，赶紧回去把一扇门关上了。就在那一瞬间，鸭子看到那间屋内，有一个面容极其憔悴的人，特别像林，坐在床上。但是，因为只是一瞥，没有看得清楚。

那位女士把鸭子让进客厅，林父也从书房出来了。

林父看上去很忧伤的样子，面容有些疲倦。

吕把我以前写给林父的信，还有装着钱的信封，统统交给了林父。

林父打开信看，眼睛有些湿润。

“你回去后，替我向魏表示感谢，我很好，让他不要挂念。”林父说：“你这次来，是出差吗，有没有什么困难？”

吕说：“不是出差，我家就在上海，陆家嘴。”

这时，那位女士端着一杯茶出来了，递给鸭子，鸭子急忙推辞。

“不，你们很忙，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回去了。”

“别，好容易来一趟，多聊一会。”女士说。

林父回书房了，那位女士和吕聊了好久。她自称是林父的学生，因为常来常往，和林生前也是朋友。让鸭子感到疑惑的是，她似乎对我和林以及九院的事，都相当熟悉，问了运动的情况、二生部的情况，多巴的情况，徐、张、江的情况，对魏的个人问题，更是特别关心。

“林不在了，魏有新的女朋友吗？”她问。

“还没有。魏说，他的心里只有林，容不下别人。”

鸭子在信的最后说：

回到家后，越想越感到蹊跷，我隐约感到，林很可能没有死，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也不一定对。我曾经给魏写过一封信，看来他没有收到。魏现在情况如何？你现在一切都好吗？徐有什么消息没有？念念！

林竟然没有死！竟然！看过信，我的心情之复杂，真是难以形容！有激动，有震惊，有愧疚，有焦虑，感觉有点像做梦，又渴望那是真的，不是梦——我的脑子全乱了！

过了一会，我冷静下来。

我想第一步，必须落实林的真实状况，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我回忆了去年黄来208时的情况，现在回头一想，也有很多的可疑之处，例如，她说事故后，林的生命还维持了几天，可为什么一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她为什么强调很多理由，阻止我去北京？

当时，突如其来的打击，极大的悲痛，让我无法正常思考了。

这天晚上，我通宵无眠。

我想到了刘大夫，他是总厂医院的，有可能了解401所事故的伤亡情况。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刘大夫，想让他帮帮打听一下林的事。

“这样吧，下次我回总厂，设法和401所的医院联系一下，我有个同学分在那儿，他应该清楚。但愿她还活着，可是也真是奇怪，这么大的痛苦，她为什么要瞒着你，一个人来扛呢？”刘大夫摇摇头，叹了口气。

林，你真的还活着吗？又为什么要瞒着我？我再次陷入了痛苦的挣扎。

一二五再开杀戒

很快，“二赵”开始刮第二次“台风”，其标志就是进行了第二次保密检查和再开杀戒。

这次保密检查与上次不同，有重点，我家就是重点之一，特别是文字方面的内容。最后，搜走了我的全部日记、部分外文杂志（其中文章我做过标注的）、手写本《科学散文集》和林的所有来信，另外，还有居里夫人的油画。

我隐约感到，他们似乎对林的东西有一定的兴趣，这使我困惑不已。

这次检查，二组的许岗长，全部的速记本都被搜走了，专案组让他把速记内容全部译成普通文字，因为时间久远，这是不可能的，许拒绝了。为此，专案组认为许对抗运动，对他采取了“适当加温”处理，头被打破了，缝了十几针。这事，是刘大夫告诉我的。

为了增强台风的效果，保密检查的第二天，在总厂召开第二次宣判大会。

我的身体不好，想请假，但没有被批准，只好强支病体，吃力地爬上了汽车。

这次宣判会场，还是在影剧院广场，不同的是，会场周围的持枪战士，剧院顶上的机枪，都没有了，看来，“二赵”认为，经过前一段的清队破案，阶级敌人元气大伤，221的职工，现场发动暴乱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这次枪毙的，也是两个，一个是二分厂的张鹏，二是221第一中学的一名男学生，叫李光。

张鹏的罪行，大体是这样：

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也是北京学生大队的队员，参加过青海农村四清。进厂后分配在二分厂201室二组，参与研制丨炸丨药部件。因为作风散漫，几次违反纪律，受到组织批评，延期转正半年。

据说，他曾气愤地对别人说：“你们让我损失500元，我会让你们损失5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