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脑右脑是怎么回事？”我问他。

“所以啊，最可恶的，不光是二赵，还有医院内部的混蛋。这个举报的人，肯定是医院内部的人，看起来挺内行，其实是胡说八道。陈主任看了一辈子片子，不知道反面正面？片子，两面的反光程度不一样，很容易辨别。就像一个大学生，看了十几年书了，有一天突然颠倒着看起来，这可能吗？”

一天夜间，很晚了，我突然被窗外的声响惊醒，好像有人摔倒了。

我披上衣服，走到窗前看时，发现月光很明亮，月光下，有一个人脸朝下，躺在地下，他的旁边，站在两个二代表，后面，还跟着几个。

这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后来的几个走过来，用脚踢了几下。

“起来，别装死狗！”

有两个人弯腰，把这个人拉起来。

这下我看到了他的脸，是钱，脸上黑乎乎的，头发很长，乱蓬蓬的，有一大撮贴在脸上。

钱受伤很重，被两个人架着，挣扎着走了两步，又重重的摔倒了。几个人见状，干脆抬起他的四肢来，向专案组的小院走去。

随着脚步声的远去，我的窗前恢复了平静。

钱摔倒的地面上，有一滩液体状的东西，泛着银光。

第二天，第三天，刘大夫都不在卫生所。

第四天傍晚，我看到了刘大夫到锅炉房打开水，便到卫生所等他。

两个护士回宿舍休息了，卫生所的门锁着。

刘大夫看到我，装作不认识。

“怎么，有事吗？”

“大夫，我肚子痛。”

“进来吧，我给你看看。”

我们走进卫生所，刘大夫让我到里面的套间，我们分别坐在一张桌子的两侧。

“钱死了，知道吗？”刘有些紧张，低声说。

“不知道，大前天夜里，我看见。专案组的人架着他，从我门口走过去了。”

“他就是那天夜里死的。”

“什么原因？”

“我和总厂医院的两个外科大夫，做了尸检，刚从221回来。钱死得很悲惨，是活活被打死的。他的头部多处被钝器打伤，肋骨全部断了，臀部，腰部，四肢的肌肉有大量淤血。”

“谁打的？”

“这还用问吗？”刘大夫很气愤，说：“据分析，他的头部可能是用木棍打的，但是，肋骨全部断裂，我们很难理解，后来大家分析，如果用很粗的木棍在他的肚子上，反复压碾，就像擀面条那样，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我听了最后的几句，很震惊。

“法西斯！”我叫起来。

“别出声！”刘大夫警告我。

我尽力控制，但悲愤之火却在胸中燃烧。

刘大夫小声说：“一点不错，法西斯也不过如此。不要说是专家了，就是个老百姓，能这样对待吗？按说，应该有司法部门监督尸检，可他们宁可秘密进行尸检，而且威胁我们，看到的事情不许对任何人说。但是，我回来以后，根据我的记忆，写了一个材料。我想，以后会有用的。”

我们沉默了一会，情绪安定了一些。

“钱不是交代了联络图吗，二赵不是要把他作为坦白典型，宽大处理吗？怎么又打得这么厉害？”我说。

“听他们议论说，钱听说要宽大处理他，却突然翻案了，翻得很彻底，他说，什么西北派遣军啦，联络图了，都是他编的瞎话，他想通了，不想再说假话了，他要说真话。这一来，打乱了二赵的全部计划，于是，专案组组织精干力量，强攻猛打，他们以为，只要攻势凶猛，钱肯定还会再承认下来，可这一次，他们判断错了，钱没有再承认，直到被打死。”

“二赵”在221厂的“清队破案”期间，含冤而死的人中，钱是最高级别的技术专家，他是原北工的系主任，正教授，国内知名丨炸丨药专家，九院四大部之一的二生部主任，院丨党丨委委员，院技术委员会委员，在两弹的攻关中做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

记得后来，邓（稼先）院长说过一句话：当时，如果钱的名气再大一些，也许就不会死了。

是的，九院的技术专家中，有些是受到中央保护的，他们躲过了这场劫难，但是，能够列入保护名单的，毕竟是极少数，钱和大多数普通的技术人员一样，没有任何的保护，只能任人宰割。

有人说，如果他开始就不应该胡说，或者既然胡说了，就胡说到底，也许不要死的，他太傻了。

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他。如果他胡说到底，那他就不是钱了。

钱是大堰河的儿子，他喝过一个贫穷的农妇的奶水，他的心是善良的，他可能会犯错，但不会一直错下去。

一二一陈的观点

钱被打死后，多巴学习班的恐怖气氛，稍有缓和，据说“二赵”有指示，审讯隔离对象时，“加温”要注意分寸，一般情况下，不要动手打人。

在那段最恐怖的时期，我的朋友徐也被打断了胳膊。

有一天，我看到徐从审讯室出来，手臂缠着纱布，吊在胸前。

当天晚上，我找刘大夫询问，他说：“是有这么个人。”

我说，这个人就是吕的丈夫，幸亏您帮忙，让吕走了，如果让她看到，不定多伤心呢！

刘大夫叹口气，郁闷地说：“他们太缺德了，打断了，赶快找医生啊，可能想瞒着，拖了几天，都感染了，才送到卫生所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接是接上了，但无法恢复原样，恐怕这辈子要跟周总理那样，胳膊永远伸不直了。”

“能不能设法送大医院？”我有些着急。

“不可能的。”刘大夫摇摇头说。

二代表下手为什么如此凶狠？我也多次琢磨过这个问题。

解放军和老百姓不是鱼水关系吗？为什么在九院，就变成水火不相容的关系了？

我想，根子还在“二赵”。他们在把二代表调来之前，肯定先把九院职工“妖魔化“了。二代表来自军队，以服从上级指挥为天职，面对妖魔，面对“危害国家、十恶不赦的特务组织”，焉能心慈手软？另外，各级军管会、各个“二代表班组”，都有硬性指标，都有进度要求，相互攀比，互相竞赛，正如208的穆所言，人总是有向高处走的欲望，在“刮台风”，“加加温”的大气候下，打人和整人，就成了“勇敢”与“光荣”的同义词了。

这是我的一点看法。与严的一次谈话，印证了我的看法。

在多巴学习班，二代表与九院职工的关系，是整人者与挨整者的关系，很难有坦率的沟通。但也有例外，有一次我和严就沟通过一次。

有一次，严找我核实一份材料，刚好周围没有人，我就和他聊了一会。

“严，我有个问题，请教你一下。”

“说吧。”他那天心情不错。

“你对我们九院人，究竟怎么看？”我说：“我们都是坏蛋吗？”

他听了有点紧张，环视了一下。

“哎，怎么说呢？说实话，我在基地时，对九院人本来是很敬佩的，每次试验成功，开庆功会，九院的人都被邀请坐在最前面，首长对我们说：那些穿蓝棉大衣的，就是造原子丨弹丨的。我觉得你们真不简单，太神奇了，中国有了你们，就有了脊梁骨了。我很崇拜你们。”

“那，你们为什么，这次一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