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八秘密会面

保密检查不久，徐和张也被隔离审查了。我大体估计了一下，四连被隔离的的技术人员，约占1/2，就是说，每两个技术人员，就有一个被隔离了。

罪名五花八门，有的出身不好（如许岗长），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群众组织头头（如徐、张），516分子；有的是钱主任线上的（如蔡、郭），国民党特务；有的是留苏的（如董博士），苏联特务；有的是留德的（如四组的吴），德国特务；有的是三大案件的（如江），反革命破坏分子；还有散布反动言论、攻击军代表（如欧阳）等等，一律归入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列。

另外，还有许多反革命集团，多巴学习班，已经定为集团的，已经有好几个了，大集团，几百人，小集团，三五个人。

我给自己预测了一下，我和江、张、徐都是好朋友，和钱主任也有联系，至少有3个“罪名”，一个“集团”，可以扣上，隔离审查我，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

那段日子，我整天心神不宁。每天开会，我都提心吊胆，军代表和二代表每次找我谈话，我的心都怦怦跳。

开始，我有些害怕，害怕隔离，害怕挨打，也有点侥幸心理。后来，我发现，这种等待的紧张不安，这种“引而不发”的心理压力，更折磨人。

我想找个知心朋友聊聊，当下，能聊的朋友大概只有苏了，可他在一连，住在另一区域，按照军代表宣布的“八不准”，我们不准“串门”（还有不准写信、不准外出等等），找他是不允许的。

有一天，看到卫生所的大夫，突生联想，如果我和苏同时去卫生所看病，不就可以见面了吗？

我住在东区第一排的1号，门前有一条路，沿路向东，可达卫生所小院，向东再向北，可达关押钱的小院。

从此，我一有空，就站在窗前，仔细观察路上的行人。

有一天，还真让我等到了。

那是一天傍晚，刚吃过晚饭，苏向卫生所走去。我赶紧从后面跟着，也向卫生所走去。

我们两个在卫生所见面了。苏是明白人，给我个眼色。

我们装作不认识，跟大夫要了点药后，我在前，他在后，从卫生所走了出来。

我先开门回家了，从窗户向外看。苏在路上走得很慢，警惕地观察着四周，走到我的门口时，突然推开门，进来了，顺手又把门关上。

他的行为，使我想起了样板戏《红灯记》中，磨刀人和李玉和接头的情景。

一二三班内的事

我所在的一排二班，发生了一件事。

班里有一个女性，长得不错，眼睛大大的，瓜子脸，她姓米，原是实验部技术员，大学生，她的丈夫姓李，原是208室四组的，下放驻马店，她也跟着下放了，分在我们班。不久前，李被隔离审查了，米带着不到两岁的女孩，艰难度日。

在那种情况下，带孩子很困难。一是时间问题，每天安排的满满的，在家里时间很短，有时孩子没有吃饱，集合号就响了，晚上下班后，已经很晚了，还得给孩子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另外，食堂伙食很差，油水很少，大人可以对付，孩子正在发育，营养不够，到多巴镇去买，请假又很困难。

多巴没有托儿所，上班带着孩子，也很困难，孩子不许哭不许闹，否则轻则挨训，重则赶出房间，在外面受冻。

就在米陷入困境，大家投去同情眼光时，她的处境突然改变了。班长小高对她格外关怀，不仅替她抱孩子，喂饭，而且允许她可以迟到早退，偶尔也可以去多巴一趟，买点肉鱼等食品。下班后，高也经常跟着她回家，替她生炉子，劈劈柴，干一点重的家务活。

大家对这种改变没有异议，人家带孩子确实不易，关心一下很应该，高敢于这样关心反革命家属，也是勇敢的行动。

唯一提出异议的是工人金。

金有一次对我说：“你知道这里面的奥妙吗？两人钻到一个被窝去了。”

“别乱说。米已经30多了，高不满20岁，没有结婚，还是班长，怎么会还是不可能的。”

“你懂什么？差10岁就不能操？你规定的？”金说得很粗鲁，鼻子里哼了一声：“哪一天让我逮住，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我听了，有点紧张，说：“行了，你管那些闲事干什么？”

不久果然出事了。

有一天，四连开全连大会，赵营长宣布，高立场不稳，道德败坏，经军代表研究决定，撤销一排二班班长职务，调到三班当普通学员，任命金为二班班长。

金上任后，神气得很，宣布的第一条措施，就是取消米的所有优惠待遇，严格按照制度办事。

他私下对我说：我盯了好久了，这两个家伙，挺狡猾的，一直没有当场抓住。这次，我和军代表冲进去，好家伙，两人光溜溜的抱着，一上一下，干的正上劲呢。

金当了班长，最遭罪的就是米和她的孩子了。

金如果严格按制度办，倒还好说，看得出，他是故意刁难米，让米听他的摆布。例如，上班时迟到一分钟，对别人就算了，对米就不行，罚她抱着孩子，在外面站半个小时。孩子哭一声，立马提出去，关在门外，还不让米出去。

米在他的折磨下，几次泪流满面。

米的家在我家后面一排平房，右数第三个门。

有一天我听到有孩子的连续哭声，从后窗看时，米的门大开着，她拿着一个扫床的刷子，正气急败坏，打她的孩子。

我赶紧跑出去，拦住了她。孩子也是倔脾气，哭得太厉害，脸色憋得发青，快哭不出来声了。我一把推开她，把孩子抱起来。

“你怎么能这样？这么小的孩子，懂什么？打坏了她怎么办？”

米见我来了，怒气未息。

“打死她算了，我也不想活了。”

原来，这几天食堂连续几天吃“炒瓜片”，孩子吃够了，今天坚决不吃饭，马上就到上班时间了，孩子就是不吃，米心情本来就差，孩子一闹，便火冒三丈了。

孩子不哭了，我把孩子交给她。

她摸摸孩子被打得发红的小屁股，竟大哭起来。

“对不起，孩子，妈妈不对，妈妈对不起你啊。”

米平静以后告诉我，金当上班长后，几次来调戏她，并许诺，只要听话，他会比高照顾得更好，但她没有同意。

“为了孩子，我有时候也动摇过，反正名声已经坏了，就听他的算了，可一见到他，我就恶心的要命，恨得要命。”米说。

回到班里，我把看到的这一幕，私下告诉了韩书记。

韩书记感慨地说：“你看看现在这些所谓领导，都是些什么玩艺？地痞流氓，社会渣子，都他妈人模人样地，成了领导了，像金这样的，虽然当过几年兵，但骨子里还是流氓，本性难移啊。”

“我们能不能想想办法？”我说。

“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能有什么办法？说句老实话，钱主任一死，我也害怕了，他们连钱主任都敢打死，像我这样的，他们还有什么顾忌？还不像捏死个蚂蚁？我死了不要紧，还有老婆孩子，你啊，估计也快进去了，多想想自己吧。”

韩书记一贯以敢于直言著称，但这一次，我发现他也变了。

俗话说：蝼蚁尚且偷生。我想，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有所调整，有所变化的，即使你心里不愿意这样做。

也可能，伟大的人物不这样。但我们都是凡夫俗子。

有一次，金又把米的孩子关到门外去了，孩子大哭起来，米要出去，金就是不准。

“现在是揭发问题时间，谁都不许动。”金厉声说。

“孩子哭了，我得看看去。”米说。

“孩子哭几声怕什么？别太娇气了。”

孩子连续哭着，米焦躁不安，眼里含着泪花。

孩子突然没有声音了。

米大惊，向门外跑去，却被金一把拉住。米极力挣扎，但金力气大，挣脱不开。

金的行动引起了众怒。

全班的人站起来，不约而同向门外跑去，抱起了孩子，又是拍打又是哄，终于使孩子恢复了正常。

回来的时候，大家对金怒目相视，金自知理屈，也没有再说什么。

从那天后，金对米母女的虐待有所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