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主任、郑主任，还有部办公室的韩主任，在会议室接待了他们，郑主任简单介绍了情况。谢老伯听说女儿出事了，牺牲了，先是“唉”了一声。

“这孩子的命咋这么苦啊，才刚刚结婚几天，怎么就——”说未说完，老泪纵横。

但他很快就抬起头来，擦擦眼，站直身子说：“首长放心，我们能挺得住。”

谢伯母听了，却把脸转过去，对着会议室的墙，嗷嗷地哭个不停，老伯拉她的衣服，想制止她，但没有效果。

谢伯母看上去比较秀气，特别是脸型，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和谢像极了。由于年龄和劳作的缘故，她的头上已有缕缕白发，眼角也添了条条皱纹。我们看不到她的脸，但从她不断耸动的肩头，微微颤抖的身躯，可以明确地判断，这位母亲正处于极大的痛苦状态中。

“别哭，别哭，孩子他妈，别让首长笑话咱。”谢老伯不断劝她。

谢伯母的哭声渐渐减弱了。

“首长，主席不是说过吗，要奋斗就得有牺牲，孩子上高中，上大学，就是国家供养的，她是我们的孩子不假，但也是国家的人，国家需要她干什么，就应该干什么，国家需要她牺牲，就应该牺牲，孩子为了国家而死，死在岗位上，是值得的！是光荣的！”

谢老伯慷慨而言，说的话很质朴，很真诚，我们都感动了，本来大家想说几句话，劝他们节哀顺便，但看来没有必要了。

“谢老伯，”钱主任恳切地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照顾好你的女儿，让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给你们带来了最大的痛苦，我代表单位，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说哪儿话？”谢老伯说：“不要说你们这儿，就是我们伊春林场的伐木队，哪年不死几个人？孩子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哈尔滨的，但她告诉我，这工作很重要，也很危险，但她不怕，就来了。孩子有志气，不怕牺牲，我们当时就支持了她，我们不后悔。”

韩主任拿出一个挺厚的大纸包来，里面是抚恤金（后来我得知，是一万三千多块钱）。

“这是抚恤金，请您老人家收下。”韩主任把纸包递给谢老伯。

“不，不，首长，我们绝对不能要钱。”谢老伯急忙推辞：“那样的话，孩子的死，在我们的心里，感觉就不一样了。”

韩主任解释说：“谢老伯，这是国家的规定，您老还是收下吧。要不，我们也很为难啊！”

谢老伯听了韩主任的话，腾地站了起来，大声呵斥韩主任：

“你什么意思？非让我收钱不可？我们来，是来要钱的吗？你们给我钱，是买我孩子的命吗？我问你，我的孩子一条命，就值这么点钱？说实话，要是买命，你给我金山银山，我也不干，我不要钱，我要我的女儿！”

我见状，赶忙过去扶着他，让他坐下，并给韩主任使了个眼色，韩主任把钱收了起来。

“谢老伯，”钱主任说：“韩主任也不是这个意思，这件事以后再说，你们先休息几天，到女婿那儿看看聊聊，你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可以告诉小魏，让他转告我们，你看，这样好不好？”

谢老伯悻悻然，拿出烟袋来，不再说什么了。

我领着两位老人，走到了影剧院后面，江和谢的新房里。

江一见到二老，立即为他们让座倒水。他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江和谢去年曾一起去东北探亲过。

三人相互安慰了一番。

江说：“爸、妈，小谢虽然不在了，但你们永远是是我的父母，我会照顾你们一辈子的。”

谢伯母说：“孩子，有你这句话，我们就知足了，你还年轻，不要太难过了，有合适的，还是应该再成个家。”

谢伯父说：“是啊，孩子，好日子不在多，小谢和你结婚了，哪怕就是一天，她也是最高兴的，她在天上也会笑呵呵的。孩子，你可能不知道啊，小谢盼望着和你结婚，可是盼了好久好久了，她总算盼到了，盼到了。”

当天晚上，在江的新房，我们和老人聚餐一次。

江和谢伯父可能是心情差的缘故，两人喝了很多酒，也说了很多话，都说了些什么，我也记不得了，他们时而兴奋，时而忧伤，时而愤慨，时而感叹，最后他们两个都醉成了烂泥。

谢的父母住了两天就要回去了，没有向九院提出任何要求。

两位老人回去的时候，只带走了小谢的一些衣服，谢伯母说，衣服留在这儿没有用，小谢上高中的妹妹也许用得着，其他东西都没有带，这也是江的意思，他希望谢的遗物能尽量多留下一些，以作纪念。

小谢给父母织的毛衣，灰色的给父亲，已经完成，紫色的给母亲，即将完成，老人也带走了。

行李收拾好之后，我按照事先与领导们商量好的办法，拿出抚恤金来，说这是谢的同事和朋友凑的钱，送给二老，是替小谢尽一点孝心，请你们务必收下。如果执意不收，就是瞧不起他们了。这个办法很管用，二老不仅收下了，还感动得不行。

江拿出几年来全部积蓄，送给二老，但二老坚决不收，争执一番后，二老象征性的拿了一点。江说，那我给你们保管着，什么时候用，告诉我。

我和江一直把两位老人送到西宁火车站，买了两张到伊春的火车票。

发车的时间是晚上，那天北风呼啸，天气冷得要命。

我和江把棉大衣披在老人身上，扶着他们上了火车。

火车徐徐开动。谢老伯从车窗里伸出头来，大声叫喊着什么，但风太大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