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自核武老人魏世杰的早年笔记，说的是发生在中国核基地的真人真事。除了个别人物采用化名，绝对原汁原味，我整理了几段，先给大家端上。

一不眠之夜

毕业前的一天，我和同学李献文被通知到系办去，说有重要的事。济南的七月，骄阳似火，赶到系办，已是汗流浃背了。系办的秘书，我们经常戏称她陈老太婆的，一副很神秘的样子，见我们来了，先让我们坐下，然后迅速关上办公室门，转过身盯着我们。

陈老太婆个子不高，戴高度近视镜，表情经常严肃如法官，让人怕怕的。“莫非我们犯错误了？关门干什么，难道怕我们跑了？”正胡思乱想呢，陈老太婆开口了：“二机部九院来选人了，条件很高啊，又红又专，宁缺毋滥，可严了。山大那么多毕业生，只有你们两个被选上了，太不容易了，我祝贺你们！”此刻，她的脸上浮现出平时难得一见的笑容，听到这儿，我才松了一口气。

她转过身，从抽屉里拿出两个很小的带塑料皮的笔记本，递给我们，说：“一点小礼物，收下吧。”

我打开看时，第一页上写着她的祝词：听毛主席话，永做革命人。

我当时心情激动，很有些受宠若惊。说实话，我在大学里政治表现并不太好，大二时因为说了“三面红旗”的坏话，还受过一顿批判，毕业鉴定中赫然有“该生重业务不重政治，不靠拢组织，要求进步不迫切，经教育后才有所好转”之类的话。我的学习成绩尚可，说“专”，也许靠点谱；说“红”，那是绝对谈不上的，大学五年，竟然连个入团申请书也没有写啊。当时，涌上心头的第一个感触就是党太伟大了，太宽容了，我对党如此冷漠，它却依然信任我，把这样重要的工作交给我。想到这里，心里有些惭愧。

九院是干什么的，当时并不知道，虽然陈老太婆说是“国际阶级斗争的工具”其实和没说差不多，心想可能与国防有关，但压根没想到是原子丨弹丨。

回到宿舍，同学们议论纷纷，多数投来羡慕的目光，有一个留校做助教的还企图和我交换，当然，那是不可能的。

那天晚上，我通宵未眠。是兴奋？激动？对前途充满憧憬和向往？对神秘工作的紧张和不安？非也。我想到的是一件让我魂牵梦绕的一件心事。

我从小喜爱文学，喜欢写稿，几乎成了病态。但稿子难以发表，每次接到退稿，心里就要难受一阵子，难受劲一过，便又废寝忘食地写起来，总梦想有一天我写得东西能变成铅字，大二时，一篇二百字的“谈灰尘”终于在《山东科学小报》发表了，我当时的兴奋简直无法形容，后来又发表了十几篇“豆腐块”，别人怎么看不管他，自己却俨然以“科普作家”自居了。

进入保密单位，听说严禁向外投稿，我这多年的心血和追求不是付诸东流了吗？焦虑、沮丧又无可奈何，让我很是痛苦不堪。

后来我才知道，我这点牺牲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九院副院长、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在苏联杜布诺联合核子研究所，发现了一个基本粒子，叫 “反西格玛负超子”，再努力一下，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他接到国家的命令后，立即启程回国。我的一个姓方的室主任来九院之前在科学院是公认的新星，每年都有几篇论文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他的名字也突然在所有期刊上消失了。

难道他们都是自愿的吗？难道都是毫不犹豫？

是的，很多文章都是这样写的，但我不太认同。别人怎么想我不敢臆测，反正我不是自愿的，是很勉强的。可能这样说会有人贬低我，说我境界太低，但事实确是如此，也只好实话实说了。

我在临近毕业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当一名普通中学教师的准备。我想，我可以一面教学，一面从事自己心爱的写作活动。我还梦想着，美国有一个阿西莫夫，苏联有一个伊林，他们写出的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科普著作，影响了多少人哪！为什么中国就不会有一个——然而，陈老太婆的几句话，彻底粉碎了我的梦想。当时的体制就是如此，组织一旦决定，就板上钉钉，无可更改了。

第二天，我把多年收集的一大堆科普参考资料，送给了有同样爱好的任同学，他喜出望外，我则心如刀绞。

二进退维谷

火车西行，西行，一直开到了青海西宁。

我们的报到证上写着“报到地点：西宁大厦232号房间”。报到后在九院西宁办事处（绰号小楼）住了很长时间，每天吃了玩、玩了吃，所谓玩，就是逛大街逛公园；所谓吃，就是吃食堂或者下馆子，而且，一报到就发了工资，居然有一百多块！要知道当时在沿海地区，大学生的工资才50多元， 我们还没开始干活呢，就一下子拿了这么多钱，真是“穷汉得了个驴”，大家颇有点飘飘然的感觉。

但时间一长，就有些无聊了。一个月过去了，毫无动静。我们年轻轻的，老这样游手好闲地呆着，怎么能受得了？再说了，让我们来，不是有重要的事业要干吗？这样呆着不是浪费时间吗？正困惑时，遇到一位从上面（221基地）下来的老同志，姓于，晚上到我们房间串门，便谈起了我们的疑问，他哈哈一笑说：急什么？急也没有用，也可能好几年不让你干活呢。“啊？”大家一听吓了一跳，他接着说，“当然，你们都是学生，单纯，简单，审查起来简单一些。”老于似乎很能吹牛，记得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中央委员论，二是对象配给论。

“能到九院工作，那可不得了啊，相当于中央委员，可别小看了自己。”

“你们有没有对象？没有，那没关系，组织上从北京上海招来了大批女孩子，凡是没有对象的每人配给一个。”

后来，我在221还遇到了这位于先生，说起“小楼夜谈”，我说我到现在也没有对象，你不是要配一个吗，在哪儿？他笑起来，说当时看你们一个个挺难受，给你们打打气。此是后话。

闲来无事，我在小楼瞎溜达时，还发现有一对挺神秘的夫妻，他们大约40岁左右的样子，个头都挺高，长的也都挺帅，男的圆脸，戴眼镜，女的瓜子脸，短发，举止温文尔雅，看样子挺有学问。但他们的宿舍里经常传来吵架的声音，说的是上海话，阿拉阿拉地，似乎在争论什么，我们有时想靠近门偷听时，里面却沉默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们。他们是从东北某军工厂调来的，男的姓杜，女的姓章，都是厂里的技术骨干，高级工程师，厂里开始坚决不放，是二机部拿着“尚方宝剑”硬压着给调来的，但因为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九院的政审一直没有通过，既然通不过，那就放他们回去吧，厂里巴不得他们赶快回去，但不，这个地方可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既然来了，要走，比进来还难。就这么吊着，已经半年多了。

不久，我自己也体会了一下想离开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