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火车上领教了那位老太太的一脸鄙夷，我已经暗中留意了这些。在这里，别人想对自己好，无论自己愿意接受与否，似乎都要领情，不领情就会遭人记恨。哪怕自己不喜欢，甚至很讨厌，但也必须强装颜笑。不然，人与人之间就再也找不到第二种方式来作为共处的手段。
最后，我给了老村长三百元人民币，到了第二天，他的大儿子就给我送来了五只大白鹅。芦雅和伊凉都很高兴，这样一来，她们就有事可做，打发大把的空闲时间了。
自从院子里有了嘎嘎鹅叫，这不仅对看家护院起了一丝小小作用，芦雅也会每天第一个早起，去鹅窝里捡蛋。她俩正是长身体的阶段，我们日常饮食里除了青菜，鹅蛋就显得格外美味和营养。
除了村长送给我的这片竹林，我还可以在其他村民家的竹林里走动。当然，我不能乱动人家辛苦种植后用来卖钱的竹子，但藏在竹林子土壤下偷吃根须的竹鼠，却没少被我捕捉。
这些竹鼠，头大眼小，小短嘴和豆粒似的耳朵，使它们看上去很像松鼠。但这些野生的家伙们，个个吃得腮肥腰圆，我有几次抓到的大竹鼠比成年山兔还大，提回竹楼炖上一锅肉，既美味又营养丰富。
在我八岁之前，父亲就常给我捉山里的野味儿吃。而现在，我又能吃上这种富含胶原蛋白的美餐，接受这片山水的养育恩泽。
一切安顿下来之后，我去附近的县城给杜莫打电话，告诉他关于我们现在的邮寄地址和生活状况。杜莫果真去应聘了，他现在是一座中小城市里的大学教师，专门给学生们上外语课程。
这令我大为吃惊，杜莫这个家伙，一个名副其实的海盗，才到中国不足一周的时间，居然成了“人民教师”。我告诉杜莫，必须每周都要和我联系，而且只能用信纸交流。
我给杜莫写信时用的地址，是距离我入住的山村最近的县城。我告诉县城邮局旁边的一家肉食店的老板，每周帮我接收信件，我会定时来取信。我每次进城，都会提着两只鲜活的大竹鼠，送给肉食店老板做报酬。
据老板称，县里的各个领导们，现在对鸡鸭鱼肉乏味得很，他们只要下馆子，都会提前通知酒店老板，准备些山珍野味儿，别再一大盘子又一大盘子地摆那些饲料催肥起来的垃圾食品。县领导们现在追求绿色产业了，就是在吃吃喝喝上，也不忘记温习文件精神。
我很担心杜莫这家伙，因为他一旦进了行政单位，难免不被沾染上套路，难免不与个别垃圾为伍。一旦哪天因得意忘形而惹来血光之灾，那些杀手即使找到了杜莫，也难顺藤摸瓜找到我。
杜莫虽然和我通信，但他并不知道我居住在哪个村子，也更不会知道我在半山腰上的小竹楼。肉食店的老板，只管帮我收信，以此换到野生竹鼠后高价卖给酒店，酒店再以更高价卖给吃喝的领导，最后只能由纳税人在这张县政府白条上签收，为几只死老鼠签单。
这些很扯淡的事儿，已经离我很遥远，就像我父辈那些事儿离我很遥远那样。我没必要去管，有心也望尘莫及，因为这是一个县城内法制和人文素养的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最终还要由人民来办。我，只会拿枪杀人，杀那些总想吞噬我意志的人。
我在山腰竹楼上住了半个月，平日里闲来无事，就带着芦雅和伊凉去村里给我们的那片荒地上开垦，种植一些马铃薯和烟叶。马铃薯种出来自己吃，烟叶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钱，换些柴米油盐回来。
和杜莫在广州分别后，我身上虽然也有四十多万人民币，但我不想在平淡的生活中就动用这笔钱。这些钱就像我们的翅膀，必须用在关键时刻。
在竹楼的后山，有一间同样以竹子建造的小竹屋，那里是这个村子的小学。每天早晨或者傍晚，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小孩子们赶着自家的牛羊上山。
他们把牲畜栓牢在植草茂盛的地方，之后就提着洗衣粉袋子去小竹屋。当然，他们不是去洗衣服，那种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有他们念文学字的铅笔和书本。
看到小孩子们在那样一间破旧的小竹屋上课，不用去询问老村长，我也知道原因。因为后山植被茂盛，孩子们为了交得起学费，享受到祖国提供的教育，就赶着牛羊儿去念书。趴在课桌上时，牛羊在外面吃草，下一季度的“杂费”就有了着落。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可以有机会住进山前这间竹楼。我时常观察附近几座山体的走势，防止某天突然遭受暗袭时慌不择路。所以，我也常去那间孩子们念书的小竹屋转转。
这间小竹屋里没有校长，或者说，除了一群需要读书认字的穷孩子和一个年轻的女教师，再增设其它职位，显然多余而又荒唐。
每次我悄悄走进那间小竹屋，坐在一群孩子们后面，可以不用交费就听女老师讲解汉文字，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八岁孩童。
这些日子，不仅我从这位二十二岁女教师的小黑板上学到了很多简化汉字，芦雅和伊凉也开始夹在这群孩子们中间学习。她俩的柬埔寨语说得很流利，如果再精通了汉语，对两个女孩来讲，绝对是一件好事，就像杜莫说得那样，他可以用自己曾经当海盗时喊打喊杀的语言，在这片土地上换到丰厚的教育薪金。
这位年轻的女教师，对我的到来很好奇，她总喜欢和我交谈，在我同她用华语交流发音不准确时，总是笑着纠正我。实际上，这女孩是一位大学生，毕业后没有留在浮华的大城市，像大多数学子那样，买一件体面的衣服去拥挤的人群中应聘。她选择了回归。
我每次夸讲这位年轻的女教师，她总是脸红，说自己算不得大学生，只是专科毕业而已。我问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她说那些本科生总是越俎代庖，抢他们的饭碗。
其实，这位女孩是想留在城市当教师的，但她面对的竞争压力太大，所以就回来了，先给自己村里的孩子们代课，剩余时间用来自学，准备明年报考本县公务员。
开始的时候，我很为女孩鼓气，因为她让我看到了一个人不屈现状的抗争。但后来，看到女孩每每谈起明年的考试，脸上总泛起些许忐忑，我才知道自己会意错了。
她说自己在城市念大学那会儿，每年放假回到村子，村里人谁见了都夸她，说她有出息，将来长了能耐，别忘记扶持大家一把。有些邻居甚至请她到家里吃饭，让她给自己的孩子指点学习。但这些山村家长，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跟大学生在一起多接触，沾染上一些大学生的“仙气”，将来也可以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