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王二匠户彼此对视一眼，向魏公公告了歉，走到一边商量了一会方过来复禀，答说若实工实料的话，打造一杆燧发枪的成本最少在七两到八两。

“这么贵？”

李炎昭愣了下，一杆火铳不才二两六钱么，这燧发枪和火绳枪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后面改成火石击发而矣，怎的成本就翻了几倍？

洪老儿马上道：“公公有所不知，小人所说乃实工实料，且这铳后端工艺略微有些复杂，却耗些工时。”

王老儿跟着附和。

公公微嗯一声，他能听出二人所言“实工实料”的含义。当下明军为何不喜火铳，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兵部还是兵杖局，亦或南镇这边生产的火铳，大多偷工减料，以致炸膛现象普遍，且发射威力和射程都不足。

这种铳的成本也就是二三两左右。但要实打实的锻造，仅铳管这一道手续就要历经多次锻造，确保密封性，如此一来，再加上其它器械程序，一杆燧发枪的成本确是要翻上好几番的。

就算不是燧发枪，火绳枪的成本也会提高。现下朝廷国库吃紧，边镇军费紧缩，自是无力采购质量上等的火铳。

而“生产商”那边，也乐意生产不合格的产品，因为与合格产品比较，不合格的产品才能确保他们的利润。

从前在兵杖局陆太监就和公公说过这方面的事，一杆火铳对边镇的报价约为二三两左右，可实际一两成本都用不到，并且耗时短。但要实打实的打造话，那耗时就得翻几番，用料也得足，算下来利润反而降低。

公公知道大明的军工生产体系是出了大问题的，仅武清侯承包宣大边镇棉衣军服这件事来看，就足见军工的腐败程度。

而这一点，便是万历这个皇帝也无力改变，究其原因就是根深蒂固，涉及的利益者太多。

再往后发展下去，基本就是烂到家了。

如山东巡盐御史毕大人所构思的这自生铳，明明可造可行，威力也强，朝廷怎么就不采纳的。

一是没钱，二是没利润。

朝廷没钱，生产商没利润，谁个愿意弄？

也正如魏公公所想，原本历史中，毕懋康一生都在不断研发各种新式火器，从万历年间一直到崇祯年间，四十年不曾间断。而自生铳也经实物锻造确保成功，然而终究还是没有推广，根子就在于钱上。

一杆燧发枪的成本七八两银，公公是可以接受的。

当初他送了田尔耕五千两，从田尔耕那里得来408杆火铳，算下来一杆划到了十两开外。

而一杆燧发枪的威力等同三杆甚至四杆火绳枪，所以哪怕成本听着还是很高，公公仍是没有任何犹豫就决定立即上马制造燧发枪。

“制枪之事和制药之事并重，制药之归由炎昭总掌，制枪之事由郑铎总掌，咱再拨八千两银子出来，五月以前，集中人手打造这燧发枪……”

考虑到时间紧，人手不足，公公给郑铎定下五月之前先打造600杆燧发枪的任务。

郑铎肯定要提困难，首先说的就是人手不足的事。

公公大手一挥，说道：“人手不足可以出去招，不要把眼睛光盯着这里。你派人带钱出去，大江南北，哪怕只会补破铁锅，打锄头的铁匠，只要他愿意到咱这来，咱都给他双倍工钱嘛。有钱，难道还怕没人么？”

公公决心和态度放在这了，郑铎要是不能把事干起来，他可是要治罪的。言毕，又于洪、王二匠户好生鼓舞一番，当场赏了他二人各一块十两重的银锭，要他二老不辞辛苦，不畏困难，尽快将燧发枪实物打造出来，尔后安排人手大批量生产。

郑铎一脸为难道：“别的事，末将都能想办法解决，可是要造要大量熟铁，这个末将真是没有办法。”

不论是火绳枪还是燧发枪，枪管都是用熟铁打造，锻造工具也可以弄出来，然而特区并没有铁矿。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原材料，这枪怎么造？

公公“唔”了一声，摆手于郑铎道：“铁的事你不用操心，咱家自有办法。”

什么办法呢？

出去抢呗。

要知道公公如今虽升任江南镇守太监，可他老人家压箱底的官号可不少。

内中，就有“提督大江南北商税兼工矿太监”这一衔头呢。

矿监，如何能没矿呢。

是时候出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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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当今皇爷广派矿监税使以来，南直隶却如化外之地般，竟是无有一个矿监税使存在。

宦官衙门倒有三个，一是南都的内守备衙门；二是先在苏州后迁杭州的苏杭织造衙门；三就是设立才月余的江南镇守衙门。

但此三衙门却都不涉矿税事，南直隶各处铜铁矿如今基本都是“民营”。而在嘉靖朝以前，朝廷于南直隶设有官营铁矿处五处，冶铁所两处。

溧阳矿场便是这五处官营矿场之一，仅在嘉靖年间，铁产量就达到了三千多吨一年。而设于芜湖的铁厂规模则更大，最盛时役使工匠上千人，仅次于位于北直隶的遵化铁冶厂，每年炼生板铁18万余斤，生碎铁6万斤，熟挂铁20万斤。

矿场繁盛之时，凿矿者、烧炭者、有煽者、巡炉、运炭、运矿、贩酒不计其数，一炉足养活数百人。如今在南直隶颇受百姓喜爱的“苏钢”便是芜湖铁厂所冶。

铁矿场如此繁荣，每年销量如此之高，为朝廷带来赋税以数十万两计，如今却都成了“民营”，究其原因便是“与民争利”四字。

随着吏治败坏，南直隶官商形成了诸多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又往往有南都勋戚参与其中，勋戚能量极大，通过种种手段使的官营铁厂“私有化”，从而使本该上缴国库的大笔赋税到了他们的腰包之中。

整个过程与如今糜烂的卫所如出一辙，而各省铁矿场也多大如此。

有鉴于此，万历才开始往天下广派矿监税使，然而其它诸省皆有矿监存在，独南直隶却是一个也无。

原因有二，一是得了“招呼”的朝臣极力反对；二是发生于万历二十九的苏州民变。

此民变闹的极大，影响极为恶劣，使得朝野上下为之喧哗，群情激昂。

本有意往南直派矿监的万历面对此局面，也是束手无策，一方面让那织造太监孙隆迁往杭州，另一方面也是彻底打消了往南直派矿监的想法。

毕竟，南直乃朝廷钱粮赋税来源重地，要是因矿监事若得各地不断发生民变，于朝廷本身而言是相当不利的。

也就是在苏州民变后的第三年，位于应天府溧阳县的溧阳铁场易主。

原由南京户部管辖的溧阳铁场被以两万四千两的价格出售给了一个叫徐元的商人。

这笔交易使得南都不少有识之士愤慨，因为溧阳铁场虽不及芜湖铁场产量高、利润多，但每年销售所得也有六万多两。现在却以两万四千两的价格卖出，简直就是白送。

然而，南都的科道却无人敢上书朝廷揭发此事，原因便是那个叫徐元的商人背后，站着的是魏国公徐弘基。

徐弘基乃中山王徐达之后，世袭国公，与南都内守备协守，领后府，又提督操江，是南都文武百官之首。

堂堂一个国公买一个铁场，南都上下谁敢说个不是？

况国公又不是强占，乃是真金白银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