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不是那些不入流的历史写手，一出场挥手就是几千上万两现银把人家砸的晕头转向。

理解万岁！

公公通情达理，便准备让梁成业回去取钱，可不想一众西商却个个提出要回去取银子。

公公品出点不对，这帮家伙还是没死心啊，弄不好前脚放他们走，后脚这帮家伙就再给他来个民变来。

于是，公公摆了摆手，示意西商们不要说了，他有解决方案。

“没钱不要紧，咱可以先借给你们。”公公一脸真诚。

众西商面面相觑。

“当然，照规矩，咱借钱给你们可以，不过利息要照算，就九出十三归吧。”

公公的方案非常完美，十足的金融创新。

既解决了西商们没有现银放贷的现实困难，又成功盘活了自己手头资金，在短时间内营业增收，净利润提高几个百分点，怎么看，都是天才的创举。

西商可不但但是盐商，还做其它生意，是商人就会算账，这账一算，就不对了。

你魏太监跟他们借五千两，这个数目肯定是要给全的。这意味着他们从魏太监手里借五千两的同时，就要支付两千两的利息。因为九出十三归，算起来就是四分利。

实际等于他们借了七千两，而他们所能够得到的利息是多少呢，魏太监没说，借条上也没写。

如果魏太监讲诚信愿意还钱，他们有可能只拿回五千两的本金，也有可能多拿一些利。究竟多少，就看魏太监心意了。

如果魏太监不讲诚信，那就等于他们是七千两扔水里。

这生意，能做？！

西商们集体沉默，这是要非暴力不合作了。

公公一看，他好心好意为西商提供解决方案，他们却不领情，不由也是委屈，所以指着一个长相还算潇洒，但气色明显不足，一看就是酒色掏空的胖子道：“你先来！”

说完，叫人取来纸笔，一屁股坐下，把个欠条一写，亲切的看着那胖子：“画押吧。”

胖子叫徐寿荣，祖上陕西的，到他这代是第七代了。平日是个花天酒地的主，家里小妾就有七房。

魏太监不叫梁家，不叫张家，不叫申家，偏要叫他，这让徐寿荣有苦难言。

硬着头皮在魏太监写的欠条上签了名画了押之后，徐寿荣就等着魏太监拿银子给他。可魏太监压根没银子给他，反而直接把那张欠条连同另外一张借条给了身边人，吩咐道：“你们随徐老板回家取七千两去，拿了银子再把这欠条和借条都还给徐老板。”

徐寿荣满是油脂的脸抽了抽：你这狗太监不是脱裤子放屁么！

众西商也是人人愤怒啊，这算什么？

坐在那里拿笔写几个字，就多要咱们两千两了！

你他娘的不如去抢了！

魏公公则是一脸坦荡。

咱家奉公守法，熟读大明律法，又身为朝廷中人，岂能抢人钱？咱家是合理合法创收，你们要不服，可以到官府，到紫禁城告咱嘛！

借钱收利，天经地义！

这官司打到天边，咱家都有理。

有理，咱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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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他老人家腰杆真是笔直笔直啊。

讲道理，借钱还利，天经地义。

讲律法，欠条借条都有，大明律可是保护贷款从业者的。白纸黑字，你们不能耍流氓啊。

讲人情，咱家雪中送炭救你们急，不说要你们谢我祖宗十八代，至少也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别过河拆桥啊。

要是这大明朝人人都像魏公公这样急公好义，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还有什么度不去的难咧！

当然，西商如果还是不服，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对待，受到了提督海事内臣魏某的欺压勒索，他们可以告，提督内臣尊重他们的诉讼权利，并毫无保留的支持他们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公公这人最具有法治精神了，视线内自家儿郎凶神恶煞的样子甚得他老人家中意，这才是威武之师嘛。

但想西商们真是告到皇爷那，皇爷怕也没逼脸跟他魏公公细较此事吧。

说到底，小魏的亏空跟你皇爷脱不了干系。

准你皇爷天天逛青楼，就不准人小魏没事逛逛半掩门了，爬爬墙头了？

程序正义，道德也不亏，公公没什么好怕的。

再说，他做这些也是为了彻底摸清大明朝经济机构，好对症下药，促进大明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在和西洋人的竞争中能保持优势。

绝不是为了钱！

天地良心，公公不是爱钱的人！

这个，是可以摸着胸口对天，对地说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高利从业者是个极其特殊的存在，社会发展离不了他们，但同样他们的存在也局限了社会的发展。

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公公他老人家忧国忧民，一想大明朝和华夏大地遭受的苦难，以及未来有可能和二叔一起度劫，他就难过忧虑的一夜夜的睡不着觉，撸干了也睡不着！

有鉴于此，他就得弄明白根子到底出在哪。

只有找出根子，才能度劫成功，一跃而为元婴老怪。

家事那块，公公不去想，他老人家格局很大，小小的朱由检他都不正眼看。

他要看的，是天，是地，是天与地！

原先，他一直认为是小冰河导致的恶劣天气以及满州人的入关，使得大明朝崩塌。

所以，要救大明，要救华夏，拯救汉民族，就得解决国内的天灾人祸，同时坚定绞杀满州。

但在江南这段时间，经过实地调研，他认为暴力固然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但若同时辅以经济手段，那效果就会更佳。

只有发展了经济，改善了国内民生，军事斗争才能顺利开展。这个观点和一开始劝皇爷发洋财是一体的。

明朝的经济肯定是出了问题的。

但根子真的出在以东林为首的士绅集团上嘛，答案显然不是百分百。

公公认为高利贷限制了明朝的良性发展，从而导致民生的败坏，商业的萎缩，政府的腐败。党争只是加剧了这一过程，而不是真正的凶手，或者说是半个凶手，另半个就是高利贷。

高利从业者，在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

有史可查，最早的高利贷应当出现在春秋战国。《管子》一书中讲述的“倍贷”、“倍称”现象，便是明证。

到了春秋后期，一些大高利贷商人甚至向王侯天子借贷。贵为天子的周赧王，就被债主逼迫，以至于要筑“逃债台”来躲避。

债台高筑一词，就是来源于此事。

汉代以后，随着矿产开发和货币增加，大量专门以放贷为生的“子钱家”出现。其放贷取利至少放十取三，有的时候甚至十倍取之。就连汉朝中央政府平定七国之乱，也必须向这些大高利贷者筹措经费。

唐宋时期，高利贷已然发展为和百姓息息相关的行当，再普通不过。官员借贷过日子在史书中也是层出不穷。放贷者也不再局限于商人，僧人，而是发展成社会上所有人都可以参与。

大明朝发展到现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并且受到海外贸易的剌激，在南直及中国南部已经出现空前庞大的工商业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