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的2年里，研究室里同级的有7个，2个从外校考过来的，5个从本校升上来的，我是其中之一，U君也是其中之一。初识U君时，他大四，我研究生（不知道国内是不是该叫预科，日本学生大四就开始进研究室），对他没什么特别印象，只记得人痞痞的却不大跟女孩子说话，喜欢笑。7个人里面只有我跟真理子2个女生，有时忍不住抱怨女生少，他们就会鄙夷的看着我说“全专业的女生都在咱研究室了，你就知足吧”或者“你让那些清一色的研究室还活不活了”。

日本人有事没事就喜欢聚在一起喝酒，什么欢迎会、恳亲会、忘年会、庆祝会... 反正一大堆名目，找个居酒屋一次会二次回... 研究室喝完小组喝，小组喝完还能分年级喝，一年到头就没消停过。我们7人也算关系融洽，被誉为研究室史上最安定团结的一届，硕一的一年里一起考前复习，分享笔记，通宵写报告... 当然，也会一起聚餐。都说日本人只关心自己的事，我看日本人倒是很八卦，尤其喜欢八卦他人的感情史。真理子从初恋到现在的情史，从现男友的年龄籍贯到第一次ooxx都被他们问了个遍。这个时候，作为外国人的好处就显示出来了，每当被问，我就装傻装呆装听不懂，他们就无可奈何的放弃了。记得那时候只回答过佑介的一个问题。

“考不考虑找个日本男友？”

“不考虑。”

“为啥？”

“语言不通，交流不了。”

“不用语言交流也行啊，可以用别的方法交流嘛。西西西~~”如果不是知道这厮有个交往了6年的女友，就凭他此刻淫荡的眼神，我一定会觉得他是个朝三暮四的主。

“去死！”（这句话在日语里很重，请勿模仿）

可是人生总是充满了未知充满了变数，后来的发展出乎我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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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二的日子比研一轻松许多，基本没有什么课程，研究也相对熟练了。决定读博，于是省下了找工作的时间与精力，开始动笔写我的第一篇论文。此时，有个交往了半年的日本男友博希，大我一届，我们的交往很平淡，平淡的几乎让我回忆不起来什么事情。他家在大阪西边，每天一个多小时的电车回家。我们一个研究室，所以在学校天天见面，博希说不想让研究室人知道我们在交往，也就一直瞒着，偶尔在研究室说话也是讨论研究的事情。可是博希会介绍自己的朋友给我认识，大家一起去摘香菇，吃烧烤。博希的性格比较稳重内敛，脾气很好，我们在一起几乎没有吵过架。讲道理从来都说不过我，所以遇到争执通常都是他最终被我说服。

博希2010年4月毕业之后进了日立金属在琦玉的工厂，也就意味着，从他毕业开始我们就进入了远距离。远距离的五个月时间里，我们只见过2次面，而且每次都是趁他放假回家的时候短暂相聚。然而，当平淡的恋情面临猛烈的攻势时，不知有多少能坚守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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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夏天有个国际会议在北京，研究室有5个学生跟4个教员参加，我跟U君都在其中。佑介负责订机票，我跟U君负责定酒店，于是我们的交流突然间多了起来。U君跟我同级，神奈川人，瘦瘦的，喜欢打游戏，喜欢开玩笑。日本人“远虑”的特点在他这里尤为突出，做事情总是考虑很多很多，超级喜欢为别人着想，就连日本人都说他想的太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国内的网络限制比较多，会议主页上的酒店链接经常打不开。俗话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百度之”，于是动用百度来看房间跟价格，顺便查路线跟吃喝玩乐的地方。查好之后拿去跟大家分享，他们突然用一种崇敬的眼神看着我，估计是突然间醒悟多一门语言原来如此有用。U君也隔三差五的找我来问一些北京的各种情况，很可爱的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由于白天需要忙各自的研究，晚上回到研究室一起商量开会的事情，一起回家。惊奇的发现他家居然离我家只有步行5分钟的距离。

他一边走一边说，“一个女孩子晚上回家不安全，万一遇到坏人了怎么办，离这么近，晚上就顺路送你吧。”（FT，我都住了2年多了。。。）

“不用了，都住了这么久了，挺安全的。”

“也是，大阪南边比较乱，这边还好。不过还是注意点的好，你把手伸出来。”

楼主不明所以，就傻傻的把两只爪爪平摊着伸了出去。

“要是有人这么抓住你怎么办？”U君伸过手来抓了我手一下。

就这么一瞬间，我又不好发作，于是恶狠狠的说---“抽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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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夏天一如既往地炎热，会场坐落在奥运村附近，我们定的酒店也在那里。我跟真理子一个标间，U君、佑介、小西三人一个套房。会议总共一个星期，教员们有自己的圈子，晚饭过后，我们几个学生就聚在套间里一起喝酒聊天玩游戏。日本人的很多游戏我都不会玩，他们就教我一些最简单的，比如猜字，输了喝酒。U君每次都会坐在我旁边，大家喝得晕糊糊的时候就一点一点地把我的靠垫拉到他腿上，造成我枕在他腿上的假象。会议第三天组织去爬长城，来北京后首次的集体活动，U君一直走在我旁边，遇到上坡就在后面推我，我也乐得轻松。走到尽头处，墙上挂着一块牌子，教授提议合影留念，问我这块牌子上是不是写着“万里の長城の終点”之类的（日本人的思维，这么大的牌子一定是让人合影留念用的，肯定得写点很牛x的东西），我回头一看。。。Oh，my god，从上向下依次写着“下城缆车 下城滑车 北八楼 卫生间 箭头”，看着教授一脸的期待，我语塞了。。

回程的前一天，在去天安门的地铁里碰到了久违的小偷。等地铁的时候，旁边有个奇怪的大叔不停的打量我们 ---- 确切地说，是打量我们的包，我还是头一次碰见这么明显的小偷，于是叮嘱他们看好财物。让我哭笑不得的是，上车之后U君就站在大叔旁边，腰包离大叔右手的物理距离不超过1米。好在当时车上人并不多，大叔也不敢靠的太近。无奈，只能一边跟他们聊天一边给U君看包。大叔不时把手伸进裤兜摸一阵，看见我一直盯着，又把手拿出来。本以为这样挨到下车就罢了，不想隔壁车厢突然过来几个弹吉他唱歌的人，就在我们身后起劲地表演了起来（大家都懂的）。我至今也不知道他们有几个人，因为我根本不敢把视线移开，几秒钟的好奇不仅会让他损失惨重，更会毁掉他们对北京对中国的好印象。他们几个自然觉得很新奇，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看的起劲，还不时问我一些细节，我也就胡乱应付着。没多久，吉他大哥们下车了，大叔看无机可乘，无奈的问U君“你们是不是韩国人？”，他哪里听得懂，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大叔于是对着我又问了一遍，我微笑着告诉他“不是”，然后看到大叔无奈地摇了摇头，手从口袋里拿出来，过了两站下车了。其实跟我家乡的“神偷”们比起来，他们简直是小儿科，我至今都不知道当年的手机，钱包甚至背包是如何不见的，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让我对“偷”异常敏感。记得在刚来日本的时候，曾把痴汉当做了小偷瞪下了电车。想到这里，突然觉得悲哀。我今天的警惕源于我的成长环境，源于我已经将偷盗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从而处处小心警惕，对比他们的不设防，我没有丝毫优越感，只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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