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金子了？”小辛感兴趣问。

“就因为人家价高，谁进那个门带姑娘出来，谁都觉得自己镶金子了。”我笑着说。

那天晚上我的心情很好，不光是自己糊里糊涂花了四千八带出四位并不如想象中的女人，也因为自己已经想象出健国灰头灰脑的操行。

“这事真闹，肯定小不了。”在国际喝酒时，二郎曾小声对我说：“也不能都怪健国，不都他妈夏德良整的？万一这事没搞明白，健国和山屁都不是吃干粮混大的。”

“我不管那逼事。”我搂起二郎的脖子，“夏德良我得罪不起，我就捡着我能得罪起的人整，以后我也这样，以后你也别对我说这种话。”

二郎听后并不开心。我装出张扬痛快的模样陪着小辛，我摆出大方的模样替小辛带走的姑娘付台费，我想，二郎一定看不起我这种德行。可是我不能不这样，因为即使别人都被我骗住，我也仍然骗不了自己。我反复在心里念叨着对二郎说的话，我反复问自己是否伤到了自己哥们的好心，我甚至反复琢磨自己是否真的要这么做。

结论是，我不确定，我不相信，我却仍想做。也许，我只是想找点事干，找个人祸害，至于结果，我不在乎。

被我带回家的女孩子比我小很多，陪我在卫生间吐了很久后，她关上了所有的灯，打开了卧室的窗帘，对着扎眼的路灯和星星，和我纠缠在床上脱掉了她和我的衣服。

“你爱不爱我。”她没有问我的名字，却问了我最吃惊的问题。

我没有回答，我忘记了她的长相，甚至没有控制自己的身体，直截了当的**。

当我伏在她的胸上喘息时，她仍问：“你爱我吗？”

在那种气氛，她的问题居然让我感到恐怖。恐怖到我开始发冷。于是，我堵住了她的嘴，继续着毫无节制的**。

“我遇见每个人都问。”她忘记了继续假装呻吟，而是坦白说。

“不管谁问我，我都没有回答过。”当时，我感觉自己像一条狗，在她的问题前，或者许多人觉得她的精神有病，我却只感到自己的卑贱。所以，我忘掉了下身的一切，努力回答。

“所以咱俩是天生一对。”她说话的时候一定在笑，绝不是嬉笑。

“钱我放床头了，明天早晨自己回去。”我翻过身，希望自己永永远远不要再听到这样的话出自一个陌生人的嘴里。

“咱俩是一对。”她重复说。

“下辈子的一对。”我讥笑说，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讥笑谁，是她的妄想，还是自己连妄想都不敢做的软弱。

也许我的话刺痛了她，突然，怀中，我们一起颤抖。

小辛的事情办的很慢，我催过几次，塞了不少票子之后他才给了我回答。但让我很失望，他牵线介绍的人太远了一些，仅仅是城建局一位高干的老战友。

不过小辛的话点明了我，“上头那些一个个满嘴油水，临时有事你办不下来。这老伙计刚遇点事，你帮他办了。”

我只能接受，换句话说，我兴高采烈的接受。

姓曾，入伍将近二十年，自己没舍得接受安排进单位，而是要了退伍时的那笔钱给儿子买了份好工作。现在靠着关系在私企里到处转悠，解决一些人面上的事，倒也提前进了小康。

刚见面我便开口叫曾哥，可他妈的他竟一直没握我伸过去的手。我瞧了自己的手很久，扯下旋转餐桌的铺垫塑料布狠狠擦着它，随后把塑料布丢在了他的脚边。

小辛当时也有些抹不开面子，冲着塑料布啐了口痰，“你俩谈，谁他妈也不欠着谁，别找人办事还晒脸。”

小辛的话很好用，我刚拿出烟，姓曾的家伙便替我换了一根玉溪，“叫我曾叔就行，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

“曾哥，先说你的事。”我倔强说。

他笑了几声，我听不出味道，可他的事却让我嘴里和心里塞满了酸甜苦辣。

前阵子曾哥带着老伴散步，一辆微面逃避**追赶时上道撞翻了他的爱人。腰间盘出了点事，人也一直躺在医院半昏半醒。

曾哥一口火打起官司，微面司机的家庭条件不大好，几次登门道歉想私了都被他拒绝了。不过事情并不如曾哥所愿，法院裁决时认定**也有责任，属于违章上道，判起来微面司机罪名不大，几万元而已。

“哥想咋整？把那司机送进去？”我试探问。

“我老伴要是醒不过来，我让那司机也醒不了。”曾哥忽然恶狠狠的说，刚才一副正经严肃的表情撤退的倒是很迅速。

“这不可能。”我立即摇头说，“这事我办不了，不用说我，你就算把辛哥叫进来，他一样不去。这就是报复，你蹲个十几年，我一蹲就是一辈子。”

“这事你都办不了，你还叫我出来干嘛？”曾哥竟比我的火气更大。

我本想开口骂，不过想到一个嫌我手脏的人为了自己的爱人肯办比我更脏的事，我重又挂回了笑。“你别嫌我烂，再烂这也是我自己的命，你把这事摊开，你比我强不到哪去。这样吧，法院判几万？”

“三万多。”曾哥皱眉说。

“腰这玩意是一辈子的事，三万哪够？没走走手续什么的？”我尽量和善问。

“手续？”曾哥不明所以问。

“明天你先给你老伴挂个好单位，农村户口赶快给转成城市的，我再找朋友研究研究，然后你上诉，再判的时候赔偿能高不少。，少说让他拿十几二十万出来。”我老练说。

“算了，你要是觉得麻烦，我自己上门帮你要。谁家一下拿出这么多钱，他以后也过不下去了。”我随即改口说，但我的话却是实话。家乡收入并不高，对于穷人来说，没有盼头的活着比没有盼头的死掉更难受。

“二十万，少一分都不行。”曾哥看着我的眼睛，许久才摆回严肃的表情，只不过，那张脸再也让我兴不起自惭的念头。

随后的事没什么奇怪的，我从和平区叫了一个外号墩板的哥们去立的号子。墩板有点虎劲，以前跟着县城砂矿的老板，第一次大规模械斗，二十几个人，大哥没出面，他抢着打排头。结果也不意外，那场械斗弄出几个重伤，他自然而然当了靶子被关进去修养了几年。

可悲的是，有种人从来不会认为自己做过的事是错事、傻事，说白了，他们根本没勇气逼自己认错，没信心承认自己是个没脑子的混蛋。

当然，还有更可悲的人，他们想清楚了这一切，却只敢同情鄙夷别人，而不愿联系到自己身上。我就是其中一个。

墩板去司机家溜达了几趟，我请他喝了两顿酒，当我不耐烦的请第三顿时，墩板把司机家的房照交给了我。

“能卖的都卖了，死老太太躺医院里，司机也没少拿钱。除了房照，家里就剩下老婆了，还挺个大肚子，哥们我想砸点东西，都没东西可砸。”墩板直言不讳说，“房照抵八万，我告诉他了。他家亲戚在农村有套房，我让他趁早卖了还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