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谁他妈逛市场还揣个万八千的？”二郎不屑的骂：“这逼一看就是傻子，在这有什么好偷的。偷块八毛钱被打一顿，就当长记性了。”

但是，那个小偷挨的打远远不是块八毛钱能扛住的，眼镜监管员竟没有停手的迹象。

连巡终于发了火，“哎呀**他妈的，人都他妈的躺地上了，他还在那装什么逼呢？这要是给他一把枪，他还能当场把人毙了？”

看到连巡抻着脖子要上，我们四个小子都慌了神，急忙拉住他劝，但他还是倔强的走到了人群前。

幸好有人替我们拦住了他——那位被掏包的老太太。

老太太推着自行车，跑的已经岔了气。分开人群后，她竟拉着身前的几个监管员替小偷求起情来。

“小伙子，别打了，别把人打出事了。也没多少钱，就这么算了吧。”

总有人说世风日下，我多希望这种人多逛逛早市，就像当时的我一样，在老太太的言语下震惊。她口齿不太利索，加上情急，唠唠叨叨的说着，但每一句都让我觉得温暖，还有一点点自卑。原来善良是这么可怕，原谅更是对我和我这种人最大的刺激。

如果，这件事仅此而已的话，我会感激自己来到这里——那位带着眼镜的督管员还是给我上了一课。

“这种人，打死活该！”他站直身口气豪爽的喊了一嗓子。

一个字都没有差，我想，或者我永远都不会记差一个字。

他的表情很坚定、正当、英勇、耿直，我甚至想把我知道的有限的所有的词都用在他的脸上，然后揪过他的头发，扒下他的制服，把他的脸按在小偷的脸上，让他舔一舔血，让他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我觉得我越来越敏感了，越来越偏激了，于是我撤出人群蹲在一旁抽烟。一个刚路过的人好奇的向我打听出了什么事。

“有人打小偷，说打死活该。”

“哦。”那人只是点头。

我闭上了眼，我开始想我的以前，我努力想着是不是也有人这样说我，在嘴上、在心里。忽然间，人群让我觉得冰冷，我居然有了些难过，***的难过。

“人走了，别看了。”我抑制不住自己的胡思乱想，推开人群拉扯二郎他们，甚至大声对连巡吼，“有个**好看的？”

结果所有人都看向了我，包括那些监管员。但我没有看他们，我只单独看着趴在地上的小偷，我看到他居然笑着，边笑边努力解释自己的清白。

“***的，你笑个毛？”我矮身想从地上捡起什么砸向他，但我什么都没有找到，我还是挥着空荡荡的手向他砸，就好像手里的空气沉重到可以砸灭他的笑脸。

他为什么不哭呢？他为什么不哭着说自己没有偷过钱，或者哭着说自己不应该挨那么多的打？他难道不知道，有种人根本配不上笑？

修鬼把我拉出了人群，我听到身后似乎有人在骂我，可我听不清到底骂了什么。

“人走哪去了？”修鬼怕连巡发火，接着我的话头问。

我扇了自己一个耳光，指着市场另一头就要消失的人影。

随后的事情倒让我没有太多的印象，我们跟着那几个人来到一家旅店，我们敲开了他们的门，修鬼留在门外把风后，连巡拎着刀砍在了迎头那家伙的肩膀上。

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只是把一条毛巾按在了被连巡砍倒的那家伙的脸上。不是怕他喊，电视被我们打到了最大的音量，而且在连巡和二郎的刀子下，其他人根本不敢喊出一声。

我只是不想看到他的脸，我怕那仍是一张笑着求饶的脸。

连巡只砍伤了那一个人，但很严重。其他两个小子被我们打了一顿，有个不开眼的小子还手，结果二郎把他放倒后，连巡抄着屋里唯一一张椅子，没命似的往他胸口、肋骨猛砸，没几下他就佝偻起身子没了动静。可是过了一阵子，他却开始咳嗽起来。连巡烦躁的把他踹到墙角，他无力摆正姿势，就趴在墙角，整张脸贴着墙竭力压制却仍就小声的咳嗽着。

应该伤到了内脏，人断几根骨头、哪怕掉两根指头都没有大事，伤了内脏却得好好调理。那小子边咳嗽边哭，哭到开始抽嗓子时，他竟忘记了怎么呼吸，几次声音细到让我害怕他当场把自己哭的断了气。

哭一阵、求一阵、咳嗽一阵、吐一阵，他吐了很多玩意，从血到食物再到胃水再到血，连带着我也开始反胃。最奇怪的是，连巡把他踹开后没有人再动他一下，他只是被自己吓的昏了头。

人本来就是自己吓自己、自己骗自己，否则又哪有那么多的悲哀和惊喜。

听着耳边的咳嗽声，看着墙上像被最劣质的毛笔玩笑出的几抹血迹，我突然想好好的睡一觉，就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冒出这个想法。拉开窗帘，太阳高高在上，投下的影子撕裂大地，我就想躺在那些隙缝里，永眠不生。

从头到尾我们没有说一句话，那些人问了好多，我们只是动手打，一直打到他们不再提问也不再解释为止。就是这样，当我刚刚发现一个小偷没有解释的权力后，我又剥夺了另一伙人解释的机会。最可笑的是，我还曾为了那个小偷感到同情，却忘了对我眼前吐着肝脾脏里的血的人同情。只因为前一个发生在别人身上，后一个发现在我自己这里。别人的悲剧让我难过，我自己演出的悲剧却让我只急于等待谢幕。

修鬼忽然跑进门，提醒我们旅店的老板刚才报警被他阻止，看样子一会还能偷着报。连巡有些扫兴，捡起毛巾擦了擦手，带着我们离开了那里。在楼下，连巡把毛巾肆无忌惮的丢给了老板，甚至不忘对他熟悉般笑了一下。

回到我们的酒店后，我立即给姜经理打了电话。我让他把长洪叫来，捎带着上次吃饭时的两个跟班，还嘱托他去110消案。

每次和平区出了事，汪洋都会这么做。找几个小子演打架或演失窃，装成报案的人把赶来的110搪塞住。随后他私底下出面，无论谁报警，最后的记录都会消失或者换成另一种门面。人证物证可以改，但出警记录往往不能在事后更改，这也是我们这种人最大的把柄。有些哥们说汪洋这么做太过婆婆妈妈，不过我很服，所以我也照着做。

长洪那些人赶来时，连巡单独与他安排后事，而我则把小北京和他的哥们支到了一旁。

大约两三千块，我翻出钱后没有数，直接塞给了他们。

小北京很惊讶，迟疑了一阵，勇气十足的问：“哥们，要我帮啥忙？”

说实话，听到他的这种口气，我居然有了一点后悔和感动。不知天高地厚也好，不分好赖黑白也好，至少他直肠直肚，这比现在的我要高尚了太多。

“钱揣着。”我继续说：“我跟富贵池的经理说了，回头要是没事，你们就到那忙活。也没啥活，去溜两圈，该开的钱一分也少不了你们的，挂个保全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