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东子和二郎把剩下两个人揪着头发拖回来时，光头已经被我们打的只记得抱住头。连巡抢过手电筒玩命在三个人身上抽着，断了，还算厚的手电筒被他抽断了，电池甩在墙上发出闷声，很动听。

“别打了，别打了，我现在身上的钱全给你们，不够我去银行提，要多少都给。”光头逮到机会求饶说。

东子还在记恨他临走前的话，按着他的头，鞋跟根狠狠刨在了后背。接连几下，光头就那样被他刨到趴在地面，不停的边咳嗽边呕吐，似乎喘不上气。

“***当我**？”我拉住东子问，“我现在拿你一分钱，我回头就能被整个抢劫出来。明天都把脸洗干净了，自个拿过多少都送回去。”

“这逼样的还有记性？”东子挣开我的胳膊，冲上前抬腿又踹，“东西不用赔，我帮人家现在就找回来。”

街上的人走走停停，隔着街道已经站了很多人，伸着脖子看热闹，却没有一个人张嘴制止。连巡对这些没兴趣，呼喊着让行人都散开。

还算好使，看热闹的人群随着连巡的手指一点点断开，但很快又在其他地方汇合。新鲜的玩意总会有人看的，尽管它并不是好的。

拦住东子的不是我，也不是其他哥们，而是满头大汗跑过来的姜经理。

“可算找到了，消消火，这大白天的，没必要。”姜经理解释说：“李老板打电话让我给你们介绍位朋友，晚上你们找个地儿吃顿便饭？”

听到正经事来了，所有人都停下了手。光头的鼻子似乎被打破，血顺着靠在地面的鼻孔止不住的淌，光头伸手想捂，但却无论如何捂不住。

我矮下身把光头的手掰到了他的后背，破了就是破了，有些东西不如让它尽情的流。

姜经理带我们去富贵池临近的一家饭店的路上，连巡问起为什么我对那种小道道非常了解。我回答不出，我忘记了从谁那里学到这些，甚至忘记了学它们时的心情。

父亲工具箱钥匙丢的时候，我也同样“表演”了一次，自然，父亲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不同的是，他认为我学坏了，我没辩解，而连巡则认为我懂的玩意不少，很像样，我更没自豪。

人确实是最奇怪的玩意，同样一件事，不同的看法，只因为是活在两种生活里的人。我越来越厌烦提起两种生活这个词，人为什么一定要把彼此区分开来证明一部分人是异想天开的善良，而且，好像只有这种方法才可以澄清他们活的光彩，最最光彩。但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区分是我没办法逃开的。也许，我和我们也正是那些努力划开界限中的人的一个，或自卑或自大，却并不自信的划开。

想到这，我便觉得一切没了滋味。

“刘长洪。”姜经理把我们带进饭店的包房，介绍完后便知趣的离开了。

连巡喜欢交朋友，把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几句后，跟刘长洪开始扯些无关紧要的话。刘长洪也带了两个人来，应该是地头蛇，两个人年纪都不大，刻意装出来的凶悍样反而让我觉得太嫩。

比起他们，我有让我更哭笑不得的事情。小腰已经养成每天几通电话吵我的习惯，尽管每个男人都口口声声说着自己左拥右抱喜欢自由，但没有谁希望自己的手机一直安静的没有女人通话，我也不例外。只不过当小腰提起约我出来玩的时候，我撒了谎，没有说自己已经出了市。猜不到的是，没过几分钟，她竟重又打电话说自己病了，想让我去她家看看她。当我拒绝后，再次打来电话的便是她的母亲。

我不知道她用什么方法屈服了她的母亲，也许不会有下一次，我也从没想过有下一次。我没有继续撒谎，承认说我正在出差办事。电话那头空了一会，小腰冒出来焦急却小声的问起我到底出差办什么事，她根本不信我有正经事情要办。

要我怎么说，要她怎么信？

我真的希望鸡头现在就在我的身边，不是希望他帮我编一个在以后才会被看穿的谎话，而是我突然想看见他，想同情他，也被他同情一次。

鸡头与牛苗分手的时候，我们谁都没有问他。因为那是他第一次没有在挎上新马子后才踹掉前一个女朋友，而且我相信，首先提出分手的不是他。男人言不由衷的时候总是会笑，对着人笑，却不会背着别人继续笑。

所以我们都没有问。

事后鸡头曾与我说过，他说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一个人可以骗天骗地，骗别人拉屎放屁，但总会遇见一个自己不愿骗的人。

“为什么？就因为你放过鸡？”我替他不平。

“这就够了。”鸡头回答的却很坦然。

老妈告诉我她认了一个干儿子，住在楼上，与我年纪差不太多，是个好孩子。很可笑，当老妈和我的这位弟弟的母亲唠家常时，那位母亲却夸奖我有闯头。但我必须说清，她从未邀请我去她家吃过饭，甚至我的那位弟弟也从未主动与我打过招呼。

我没有什么可计较的，但我一直在计较。

现在想想，是自己多余了。我的以前和现在已经够了，小腰的这个问题让我更加确信了这一点。

除了刘长洪提杯外，他的两个跟班自饮后撩起杯底，我根本没有陪，虽然借口自己酒浅，但我能看出他们两个多少有些不满。

其中一个自称“小北京”的家伙尤其藏不住心情，竟然把满酒的杯子狠狠砸在了桌面。“长洪哥，不就是被几个人诳了钱吗？你跟富贵池的老板提提，咱自己整。”

小腰听到我这边有人在吼，惊慌的忘记了继续压低声音，追问我到底在哪，到底要办什么事。

“就算我骗你，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别问了，挂了吧。”那是我第一次在她放下电话前收线。恰巧包房外的走廊里有几个人正在吵架，醉酒总是喜欢这样，“你先把外面的人整干净让我看看。”我嘲笑说。

连巡和刘长洪都不明白喝的热热闹闹的酒为什么会变冷，小北京脾气很暴，冷不丁站起身，抄着瓶子拉着身边的人走了出去。

“啥事？”连巡转头问。

“扎刺呗。”二郎的烟头在酒杯里来回晃着，“我把他叫回来？”

刘长洪的脸色有些难看，但我没理会这些。

很多人都不明白都是在社会上混，为什么有的人是人见人躲的大哥，有些却被贬成家门口的地痞，包括曾经的我。但在汪洋身边，我却很快明白了这些。

现在这个年代，很少有人会像不懂事的小孩子想象的那样，为了证明自己是否在哪个地头好使，便领着十几个到几十个哥们与别人订点放血。当然，所谓的扫场子砸地盘更是少的可怜。即使做，也绝对是放一批没名没姓的小崽子去闹闹事。

大哥和地痞的区别，不过是在于谁能把“后事”办干净。或许，这也就是所谓的是否沾黑社会性质的区别。既然是社会，就绝对不会仅仅有打手，社会需要有**、有税务、有工人、女人，甚至还有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