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只有我知道。舅舅还沉浸在自己女儿去外地闯荡的美梦中,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一个女人只有入夜才闯荡,这不是什么好事。
前段时间妹妹回来过年,大概与舅舅吵了一架,大半夜跑出家后一直没什么信。老妈打过电话让我去找找,我猜过,如果她知道我妹妹到底做着什么,她绝对不会还这样担心。
就因为这个想法,每次我都推脱工作忙拒绝了母亲的要求。
我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不是个喜欢看别人笑话的人,更不是舍得把妹妹丢在饭店里一个人吃着机器做出的年夜饺子的哥哥。但我不想去找,我不愿意看到当舅舅和母亲知道妹妹真实的那一面,在以后后悔曾到处找她的表情。
不如干脆就放弃,这样妹妹心里还会舒服一些,尽管她迟早会恨那些抛弃她不管的人,包括我。
晕头胀脑挨到天亮,我打回电话后,母亲果然还是嘱咐我出去打听一下妹妹在哪落脚。
我是个挺虚伪的人,虽然我从没看不起那些赚着不干净钱的人,但我实在不愿让鸡头那些小子看到我有个做小姐的妹妹。大概大部分人都与我一样,理解和同情,这种玩意只会给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如果涉及到自己,那都会变成操蛋的鄙视与愤怒。
真挺好,每天这样活着的话。换一个人,他或许会觉得气愤,但我觉得是有趣。别挑剔自己遇见了什么,就像抽烟,第一次抽的人和第一千次、一万次抽烟的人都是一个操行,都会被烟呛到或熏酸了眼睛。后者不在乎,他们只享受烟带来的麻丨醉丨,所以他们永远都是纯粹的麻丨醉丨,永远都是纯粹的半死不活的快乐。
离开旅游区后,沿路遇见一排石刻厂。对于我这种从小在城市长大的人来说,那些流着汗、迸着血的事情比起风景更让我惊奇。
我突然想下车看一看,看看一双手是怎样把一块石头融化。把妹妹一个人丢在车里,我浪费着出租车的计点钱,随便找了一家厂子走了进去。
原本我只是想张望,但看到一个藏族老人正给石狮子抛光的时候,我却忍不住仔细看了起来。
老人以为我是客人,主动的打了招呼。当我说出自己只是无聊转转时,老人还是热情的把我领到他正打磨的狮子前。
随便聊了几句,老人很奇怪我是怎么看出他是藏族人的。
“刀。”我指着他挂在腰边的藏刀说。虽然自己母亲一家曾在蒙古前前后后住了十年,自己也算半个藏族人,但我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却靠自己曾拿过的替酒店老板捅人的刀子,这多少让我有些尴尬。
“老爷子跑这么远,到这还干这种体力活,还不如在家享享福。”我转口说。
“这些东西在我老家那里用不上,人死一块碑,这就够了。”老人叹气说,“年轻的时候跟师傅学过,学完就放不下了。跑过几个地方,在哪能继续干下去,我就在哪享福。”
我拿过老人手里的砂纸,没介意他的表情,主动替狮子擦了擦脑门。石刻厂的灰尘味很厚,风扫过之后,我不由抱怨的打了几声喷嚏,狠狠骂了声“操”。
老人却笑了起来,“我们藏族人有句老话,老鹰飞的比鸟高,是因为老鹰的食物就是鸟。我每天闻着这里的石头味,从来不觉得的该‘操’什么。”
我脸红的垂下头,打了个哈哈盖住自己的尴尬,“我要是想过的比别人好,那我就得每天吃两个人?”我取笑问。
老人被我无理的话怔住,似乎有些生气,半晌又蹲在石头前继续忙着自己的活,不再搭理我。
与成千上万干着自己工作的人一样,老人并没有出奇的地方,但偏偏我的脑子里踢不掉他的模样。像给自己的孩子擦脸,老人偶尔动手打磨,偶尔从各种角度盯着狮子琢磨,那种神情很专注,甚至让我有种立即砸烂狮子的冲动。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可以在这种很多人都厌烦的东西里找到自己的“福气”,而我又为什么始终找不到自己每天的日子里哪些值得我去刻意留心。
就这样,我想到了我的父亲。
在十几年前,我就像所有自以为懂得如何做所有事情的孩子一样,大张旗鼓的告诉家里的每一个人我当时的理想——准备不再念书,去踢足球。我缠着老**她拿钱把我送去北京的各种足球学校。其实,当时我根本没踢过几次球,只是觉得有几万人看自己努力跑着的感觉会不错。
很可笑,十年前我觉得自己可以判断所有,十年后却发现那都是错的。现在我仍然觉得自己可以解决一切,也许,再过十年,我依然会嘲笑现在的我多么幼稚无聊。
但人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
学费几万块,我一直以为这是父母不肯答应我的原因。在那年的生日,老爸送给了我一件礼物,也是我长这么大他送给我的唯一一件。
这不算奇怪,大概这一点是我唯一一个从他那学到的好习惯——我从不会给不重视自己的人送礼物。
“这个礼物是我生日时谁送给我的”,“这是谁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两句也许相同,但绝不相同的话。让别人因为礼物记得自己和让别人因为自己记得礼物,这是种不应该做和应该做的区分。
父亲送给我的是笔记本,扉页上用软笔写了一段话。我已经记不太清,甚至当时我根本没有仔细看完便把它丢进了书柜。搬家时丢掉了,卖废纸的时候卖掉了,或者被鸡头、东子那些小子拿到厕所用掉了,反正我再也没有找到那个本子。
但现在,看着老人的背影,我忽然想到了父亲写给我的那段话的开头——沉思的人活着有目标,幻想的人却没有。
我真的很崇拜那些创造出这些字眼的家伙,简简单单的把我的生活打进另一头。或许我不该继续想着如何活的比别人好,或许我不该再对汪洋和和平区有什么念头。
只是或许,妹妹不耐烦的摇开车窗冲我吆喝的时候,一切就恢复了正常,只是,很久之后我都一直还记得那个藏族老人对车满天的石头屑露出的幸福的笑。那是我从来没有过的,那也是我从来都想拥有的。
把妹妹送回家后,妹妹翻出另一只手机一直发着短信。既然连号码都没告诉我,我也没必要打听她笑或哭是为了谁。
来回又拨了几次汪洋的电话,终于有人接后,我背着妹妹说起自己对和平区有点想法,汪洋让我去影都等着。
这应该是他很在乎的事,我到地方时他反而等在那里。
我把想法说了一遍,幸亏鸡头没在,不然他真会发疯。
“我找电视台还是找报社?”汪洋问。
我只在电视里看过各种场子的广告,无非是场子最近请来了哪哪的表演团,虽然每个人都知道那些地方靠什么赚钱,至少他们不会在电视报纸上鼓吹自己大肆招揽小姐。
“这玩意不好吧?”我委婉说:“最多加句招收服务员,没见过谁上那去招公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