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毛忽然敲响了门，一会不见就酒气熏天，搂着两个女孩，嘴上叼着刚刚卷成的烟。毛毛牙疼的时候我曾建议他在烟里掺一些去痛片，但是忘记告诉他这会上瘾，类似软毒。

毛毛把其中一个女孩子硬生生推到我的怀里，“逼养的出门想打电话找人堵你，亮子让我把他的鼻梁砸趴了。***的，让他天天以为自己是小白脸。亮子说了，明天给你找份事干，让你早点起来。今天的事别想了。”

几句话毛毛足足说了五分钟，随后指着里面的床，“你自己找地方对付。”

二郎撇撇嘴，拎起衣服把屋子让给了我们四个。

女孩嗑过药，昏昏沉沉蜷在我肩膀上，突然扭过我的头咬着我的嘴唇，舌尖则硬把一颗药丸顺进了我的嗓子。

仅仅几秒钟，充血的感觉在脑子里炸开，眼前所有东西都开始扭曲，胸口像被凿穿了窟窿，任凭我大口大口喘着气，却找不到一点点塌实的感觉。世界轻的没有重量，而我只能在其中颤栗。每一寸的血管没有节制的跳动着，冰凉燥热交替侵略着脑袋、脖子、心脏和下体。恍惚中全身僵硬的我法控制，直挺挺的撞在墙上，只能感觉到女孩吃吃的对我笑着。

那层包裹全身的油腻没有因为嗑药过量而消失，反而愈加紧绷。我双手按在膝盖上，无处不在的压抑让我跪在了地上，脑壳反复撞着墙壁，感觉不到疼痛，只有空洞的快感。当女孩脱掉宽松的毛衣外套后，我压在她身上机械的完成着动作。某一刻，我想起了韩津。她的下巴，她的鼻尖，尽管我想不起她的全部，但是那并不重要，至少我想起了她。

即使是国家工程也存在偷工减料的事情，居民住宅不论吹嘘的多么天花乱坠，暴露问题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质管局是个听起来招牌一样的单位，尽管很多人对它不屑一顾，但是权力却不仅仅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只要管辖范围内的工程，能不能完工全凭它的一份报告。黑子把闹事的活交给大雷干，自己成天请质管局的人喝酒吃饭，暗底下递过多少钱没人知道。不过效果出奇的好，河畔由于电梯事故，立即进行质量重检。这摆明是种警告，至少我从没听过类似的事情发生。

任何买卖都不愿意出现存货的现象，即使小摊子也会趁过季前把东西甩卖出去。加上老朱出面说几句话，黑子和大雷用不到三千一平的价格连续收了四家门市。黑子做法很奇怪，自己留了一家，送给朱福一家，其他两家都让给了大雷。而收购的钱，他至少出了一半。

黑子脑袋里想些什么。不是我能猜到的。但是事情解决的很快，黑子突然有些犹豫应该在新场子干些什么买卖。

谁也想不到黑子真敢干这种事情。红灯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方便管理，一般零碎的场子都在偏僻的地方，除去比较大的迪吧之外，很少有这种场子单独在闹市开张。毕竟城市不是为了几个有势力的人而发展，一旦出现什么所谓整风扫黄活动，黑子一定是顶风最先受到打击的人。

年前T市最大的舞厅——跳舞街因为有人嗑药冲出马路被车压死，立即让新来的**局长找到把柄，没几天就顺藤摸瓜查出许多事，没留情面封查掉了。一些**和管理部门趁机重新征收了场子的费用，有家高台场子甚至因为只交了十万块当作一年的孝敬钱，结果被查处了几次，老板硬生生被逼走了。在这种情况下，黑子依然办这种事，确实所有人都想不通。

前段时间大雷场子小姐被扫，但不意味着黑子就没办法保住自己的生意，至少我对他的信心十分足。

因为杨国飞的事，亮子几天没搭理我，后来把我叫到音阶那里帮忙。酒吧比舞厅、KTV要平静的多，能花十几块喝瓶啤酒的人不会为了几个**搞事，基本都是领姑娘进场玩。不过万一出事，也绝对不会像舞厅一样打打就散场。

大概我听的最频繁的一句话就是：“我他妈用钱砸死你。”

但是我敢肯定，能说这种话的，不是暴发户就是败家子，真有钱的人不会来这种地方，更不会计较这些事。

一般出事，只要不是因为嗑药，老板都让我们推到门外解决。音阶的老板是亮子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在南方住过几年，说话办事都很斯**生意也一样，他不碰赌和毒，心态很好。即使有人玩飞镖赌点小钱，被他发现后都会制止。当然，如果没有我们压着，就冲这多管闲事的毛病，他的酒吧也开不长久。

我到音阶一般都是下午三四点，上午酒吧不营业，中午才开始点货清扫。北方冬春交替的时候，一场雨暖一层，但下雨的时候还会有点寒气。早晨打了层冰雹，音阶门口一块招牌被刮倒。着急开业，老板让我们把招牌先扶到旁侧墙壁堆着。一米半高、七八十公分宽的玻璃纸板画，找人重新贴一遍也只是十来分钟的活。

正帮着服务生打扫场子的时候，门口却突然走进来几个穿着城管制服的人。

我天生厌烦喜欢对别人大声说话的人。老板在后面查帐，那几个家伙恰巧拉着我问东问西，来来回回都是音阶最近生意如何的事，我只低头干活没有理会他们。

“不用扫了，今天别营业了。”其中一个家伙突然把我的拖布抢过来丢在了地上。

我怔住了，但偏偏不敢发火。

老板被服务生叫到前台，发现我这里出了乱子，急忙跑过来赔笑，“几位朋友先坐着，因为什么事？”

指了指门外，城管冒出一句让我笑到抽筋的话，“外面招牌怎么整的？不知道影响市容吗？”

音阶周围连条主要的交通公路都没有，如果来这查收市容，不如每人捧着垃圾袋去铁路周围捡捡啤酒瓶子废纸更实际。

老板见怪不怪的回答：“我马上打电话叫人来粘上。”

“别磨蹭，现在就粘，粘不合格我们不走。”城管来回张望着，嗤笑着说：“里面装修的不错，外面可不行。”

老板掏烟递过去，随即扭头对我低声说：“去后面拿几条中华过来。”

给公家办事没人那么积极，因为一个招牌就要别人停业，这种借口确实好笑。

我从柜台要了四条中华，四个城管刚够分。一千多块钱这么飞出去，我都替老板心疼。没想到老板接过烟往他们手里塞的时候，居然被推了回来。

“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搞这些玩意的。”

老板有些无奈，压低声音说：“晓峰，你现在出去把招牌粘好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走到门口立即给亮子打了电话。

亮子在电话里笑的很开心，“回去拖着，一个也别让他们走了。”

我当然清楚亮子不会办傻事，有些人不论干着什么让我气愤的事，我却不能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比起我们指着自己一道伤口勒索要钱，场子里这四个家伙更加明目张胆。至少我们流过血，他们却可以可笑的指责别人血流的位置不对而罚钱。

刚刚挂上电话，老板正把四个人领到门外，有些愤怒。

“几位大哥，这点事罚两千有点过分吧。”老板尽量和气的说，但表情已经压抑不住。

“别废话。要么就停业。”城管的火气明显比老板要足，“你这破玩意挂在墙上，万一哪天又倒下来，出点什么事故怎么办？”

“这玩意能砸死人？”我忍不住笑问。

老板急忙把我拉到身后，“这烟哥几个先抽着，有空来我这坐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