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贴随笔（21）
民族问题，往往有两个矛盾结点，一是民族或落族的首领问题，二是宗教问题。实质上，就是国家如何处理民族地区的世俗领导权、精神领导权的问题。如果该地区原本是政教合一，那两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了。
中国古代，对于地方的世俗领导权，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办法。条件不具备的，鞭长莫及，就采取羁縻制度（后称土司制度），形式上纳土称臣，实际上仍然是土皇帝。但只要条件一具备，中央就搞改土归流，纳入国家行政体系。对于宗教问题，采取的对策是政教分离。政府兼奉诸教，但绝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对于以教干政行为坚决打击。我认为，相对于国外的政教合一的传统体制，中国古代这种体制更具先进性。《川边三字经》体现了这种政策取向。
昔土司，压制多，改郡县，无催科。
信喇嘛，迷宗教，僧日多，种难保。
能返俗，长子孙，求实用，庇本根。
在发蒙课本中，对于当地人奉若神祗的土司制度和喇嘛教的弊端，直接给指出来，毫不客气，鼓励人们还俗生儿育女。这一点值得击节叫好。我个人对于各类宗教都很感兴趣，并不反感。但是，我认为，宗教也有不同发展阶段之分。特别是那些历史上曾长期政教合一的宗教，如果不经过深刻的宗教改革，是很难与现代社会相兼容的。
前面我已经在“崛起随想”等贴子里反复论及，这里仍想多罗索几句。历史上，传统的基督教社会经过宗教改革，几起几落，许多人付出生命代价，才步入现代社会。1840年以后，中国对传统的伦理型社会的改造，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印度教地区、伊斯兰地区以及藏传佛教地区，实质上还处于传统的宗教社会阶段。宗教情感对于公众之影响，不仅高于世俗生活，而且高于法律，高于国家。这种情况下，首要任务是社会发展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实现宗教改革，而不是急于推行诸如“一人一票”之类的完美制度。比如，如果在宗教改革之前的中世纪，在欧洲推行“一人一票”，以简单多数的民意选出来的人，极可能是大主教而不是资产阶段革命家。又比如，欧美在埃及、利比亚等伊斯兰国家打倒了“独裁者”，实行了“一人一票”，以简单多数的民意选出来的人，极可能是穆兄弟会之类的宗教团体代言人，而不是世俗政党。是福是祸，我们可以慢慢观察。
扯远了。对于喇嘛教，以及其它宗教，我认为首先要坚持平等，其次要把遵重宗教自由与纵容宗教陋规严格区分开。中国政府作为一个世俗政权，要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就不能容许任何宗教肆意打着信仰自由的幌子侵犯人民权益，阻碍社会进步。建国以后，中国进行了包括宗教改革在内的许多社会改革，文丨革丨“破四旧”直接摧毁寺庙的做法显然是太过头太过分了，但，对传统的文化、伦理、宗教进行改革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在藏区废除农奴制度，废除僧侣统治，这是历史的进步，无可置疑。
值得反思的是，文丨革丨之后，喇嘛教势力在藏区卷土重来。在某些县，僧侣人口竟占到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僧人越来越多，越要去呼悠信众，树立权威。农牧民家里财产，除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全部捐入寺庙。甚至政府下发的扶贫款，也去献给寺庙。到处是所谓的神湖、神山，基础设施建设处处遇阻。国内外有些环保主义者，也跟着去强调保护生态；国内有些文化名人，也跟着强调保护原生态文化，于是，更是什么东西都动不得。有的政府部门和干部，强调“民族宗教无小事”，生怕惹了和尚，弄出事端，上级怪罪，影响稳定。对维族也是一样，抓个小偷都畏手畏脚，造成维族小偷横行全国，既破坏了维族同胞形象，也影响了民族团结。晚清时，学校都敢于在教科书中开宗明义：“信喇嘛，迷宗教，僧日多，种难保。”可现在有一些领导连赵尔丰都不如。
待续
顶贴随笔（22）
西藏卫，东四川，北青海，南界滇。
我有利，莫外溢，我同种，莫立异。
别姓化，通婚姻，化蕃汉，笃尊亲。
民智开，设行省，川滇藏，庶无梗。
这是《川边三字经》的最后段落。几年前，我正写一篇关于南斯拉夫民族政策的文章，碰巧读到这篇三字经，被“我同种，莫立异”这句话触动了思路，于是拟出了文章题目：《立异——南斯拉夫民族政策的实践和反思》。但，很可惜，我最后没有完成这篇文章，因为国内关于南斯拉夫的基础资料实在他妈的太少了。尤其是缺乏南斯拉夫内部各联邦主体、各地区的民族人口数据，所以我只能用一些现象来分析政策效果，但无法用几组数据来分析政策效果。
在苏东阵营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和南斯拉夫是两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这两个国家已于20年前垮台掉了。从当时来看，它们最为失败的是政治；从今天来看，它们最为失败的不是政治，而是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也许，如果我们再过几十年回头看，它们最为失败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而是民族政策。政治和经济方面，错了是可以更正和改革的，实在不行还可以革命。而民族政策一旦失误，造成的族群矛盾和民族分裂，后果几乎是无法弥补的。
随便多说一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这样一个过程，即：中国社会在自己历史文化的基础上，移植苏联模式效果不佳，转而学习和引入西方社会的先进因素。因此，我认为，研究自己，研究西方，研究苏联（以及苏东阵营国家），对我们具有同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我们恰恰忽略了对苏东阵营国家失败教训的深入研究、深刻反思，深度躬省。
关于“保持民族特性”与“立异”之根本区别，有必要深入探讨一下。
人是一种群居动物，强调自身的归属感，以及感情和心灵的归属感。不同文化中，这种归属感的落脚点是不同的。西方人的归属感主要落脚于宗教。中国人的归属感主要落脚于家庭（伦理型社会）。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其宗教或者伦理，必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中才能得以稳固和传承。所以，现代社会越是以“地球村”形式加速交流和融合，人们越是珍视和呵护本国、本族、本地、本乡所特有的那些东西。比如，傩戏早在“破四旧”中一扫而光，近年来却被定义为“傩文化”得以传承，甚至上了央视。我姥姥看完电视说：这个我见过，这个在早年间叫“跳大神儿的”。
前贴，我把民族发展潮流的大方向概括为：“民族融合——保持民族特性”。当今，强调保持民族特性，反而“立异”制造出社会矛盾的例子，比比皆是；为了防止“立异”，推动社会融合，反而抹杀了民族特性的例子，也不少。民族政策之原则很容易定，但执行起来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其中是非，到底怎么判断呢？
我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