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竞赛中，小车中车都比较容易相互超越。因为路足够宽，车体量小，大家可以轻易错车，所以想超车或者被超都很容易。而大车之间，想相互超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两车体量加起来，远远超过了路的宽度。在正常情况下，几乎不可能超车。前面的大车如果出了问题，熄火趴窝了，后面的小车可能会从旁边缝里超过去，而大车完全没办法，最大的可能是，被挡在后面也不能前进。
我不担心中国发展慢了会被印度超越。只要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还在，就会把印度堵在后面。有人说，如果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印度制造业就会抢占份额。这个可能，但这个情况是印度车跟着中国车向前开，而不是超车。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社会进步和产业升级的结果。如果中国升级失败，又有庞大的劳动力供给摆在那里，劳动力价格会跌下来，印度还是没有机会。当然，经济问题很复杂，具体行业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个例反例很多。但从大角度来看，我认为，在车队秩序已经排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慢些，印度也没机会超越。同理，在正常情况下，中国想要整体超越美国，也很难——即使美国车开得很慢。注意，我的意思是，我们在经济总量上可以超越，因为人多，但是在产业层次上实现质的超越，很难。
只有一种情况，容易实现大车之间的超越。就是前车出现大问题，不是熄火趴在路上了，而是翻到沟里去了，把路让出来。比如，像苏联那样的国家大解体、经济大崩溃。又比如，某国陷入大规模战争，生产力直接破坏。以美国现行这个体制，其特点一是鼓励创造，能不断开辟“新院子”，二是随时释放社会矛盾，每天吵吵闹闹，但大局面长期保持稳定。而中国目前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衡，建立多元制衡的阻力很大，建立一元制衡只是设想。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翻车的概率比中国还小，指望它躺到阴沟里去，近期还不可能。
所以，在我个人心目中，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2050）中国崛起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实现权力制衡。像我设想的那种一元制衡，或者像有些兄弟提出的多元制衡，都行。但不管怎么说，权力必须制衡，中国才能跳出治乱循环，避免翻到沟里去。这是前提。二是谋求中美共治的G2格局。即，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综合国力咬紧美国，双方互有长短，一大一强，形成共同主导世界的新秩序。G2要取得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实质性承认，不能像现在这样就是一顶高帽而已。
那么，中国没机会整体超越美国吗？我觉得机会总会有的，但只有等。到本世纪中叶，世界会出现许多我们预想不到的变化。也许，注意我是说也许，到那时，印度的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基本完成（也可能陷入分裂）。欧洲一体化应该已经完成。阿拉伯、突厥、拉美等文化区可能形成实质性联邦。俄罗斯、巴西、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家，由于人口和国土的因素，分量会大大提高。其中印尼人口可能逼近5亿。美国讲西班牙语的拉丁裔、黑人和亚裔人口可能达到50%，法国、德国的伊斯兰人口可能达到25%—30%左右。总之一句话：未来不可知太多，危险和机会并存，我们紧要的是把自己的事办好，先为不可胜，以待老美可胜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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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5节 甲子轮回
李白是个大名人。每次出席社会活动，一介绍，别人的嘴都变成O型：“噢，您就是李白啊！久仰久仰！”有一天，李白漫游江南。席间，湖州领导问他：“您是？”李白傲然答道：“我就是：李白！”说完，就等着收获一堆景仰了。没想到那斯一脸茫然状：“李白——是谁啊？”我靠！吐血啊，快拿纸笔来！——“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需问？金粟如来是后身！”写完，投笔而去，今天太他妈的伤自尊了。这首气乎乎的诗后来收入了李太白全集，名曰：《答湖州司马伽叶问白是何人》。
人如此，国亦然。能像李白那样，自信地告诉别人“我是谁”，这是一种幸福的境界。近代以来，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区的各国，在不断被打的同时都在扪心自问：我是谁？从晚清开始，我们就梦寐以求“振兴中华”。这是一个动宾短语，动词“振兴”的对象是“中华”。什么是中华？如果我们不知道中华实质为何物，那么，我们在选择发展手段时，就可能取舍失当。终于有一天我们实现了振兴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中华。那么，这个振兴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中国人只有清醒地知道“我是谁”，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所不弃，在最顺利的时候仍有所不取。
比如，我们对鸦片战争的认识，就在不断深入。百年国耻始于此役，中国为何惨败？A，传统“奸臣”论。认为如果皇帝不信奸臣，重用林则徐，中国就会胜利。B，阶级论，认为当时处于没落的封建社会，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因此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C，国家能力论。学者茅海建从中英双方“传统国家”与“近代国家”的制度和技术差距，论证中国根本不具备取胜的能力。D，社会功能论。学者盛洪从中英双方“天下国家”和“民族国家”之区别，论证中国不是不具备取胜能力，而是不具备取胜的国家功能。凡意见种种，不管是对是错，都是从各个方面不断深化自我认识，有助于中国更加清醒的前行。
敌强我弱之际，学习西方，无可争议。最大的争议在于，中国学习西方要学到什么程度，最后要学成一个什么样子。在“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知识界喊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例如，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化藏污纳垢一无是处，而汉字是文化之载体，主要抛弃中国文化，必须彻底废掉汉字。鲁迅认为，两千年伦礼道德，都是“吃人”历史。当时，中国绝大多数文化精英坚持激进立场。即使最为温和的胡适，也主张“全盘西化”。
胡适的立场非常有趣。我不去查他的原话了，他的大意是这样的：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全盘西化，也不应该全盘西化。他认为，中国以后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中国传统与西方体制之间的某一个点，假定是A点。但是，中国传统具有极强的顽固性、保守性、历史惯性，如果中国以A点为目标去搞改革，那最后肯定走不到A点。中国必须以全盘西化为目标，努力向西方体制走，要越过A点继续向前走，然后传统力量会起作用，把中国又拖回来一大截，这样正好停在A点上。呵呵，别人以全盘西化当目标，胡适拿全盘西化当手段。无独有偶，毛泽东在建国后，也讲过“纠枉必须过正”之类的话。
现在看来，全盘西化的口号是不现实的，对“全盘西化”的担心也是不必要的。在改革之初，落后国家肯定会有社会文化阵痛期。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文化意识就会觉醒，文化因素就会复兴。当经济继续向前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第三产业崛起，文化就会成为一种产业形式，迸发出更大活力。这种活力不是复兴历史，而是在历史基础上推阵出新。比如京剧乃中国国剧，但从徽班进京算起，诞生仅二百年而已。有人认为，中国正在迅速西化，错了。如果我们到欧洲去看看西方历史，就会发现西方的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差异之大。我的看法是，中国正在吸收外部营养不断向前演进，不是西化，而是现代化。只要中国人在，五千年历史在，汉字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就会与时俱进、生生不息。
在很早很早的贴子里，我提出过一个命题叫甲午命题，因为这个争论是在甲午海战失败以后冒出来的。
我抄过来：“这个命题就是，每当中国遇到一个巨大挫折后，一派说，这是由于学习西方不够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继续学习，另一派说，这个挫折就是学习西方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回归传统。这个命题的另一种形式是，每当中国取得了一个巨大成绩后，一派说，这是学习西方的成果，应该继续学习，另一派说，这是中国文化中固有因素在发挥作用的结果，我们应该发扬国粹。”
我通过看历史，惊奇地发现，在“甲午命题”这个困惑之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历史呈现“左——右——左”的周期性摆动。每个周期是60年。我给这个现象命名为：甲子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