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政治框架是西方制度，是一套多元制衡的制度设计。然而，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各反对党力量薄弱的现实情况。以反对党目前力量，还不足以构成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所以原因D不是主要原因。新加坡的各项制度，都不是独有的，原因C也不是主要原因。我认为，A和B共同构成了新加坡权力制衡的主要原因。

具体而言，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具有强烈反腐决心，不顾情面，铁腕打击。同时，该国又极小，是一个小圈子的熟人社会，监督和信息反馈半径很短，哪个高层公务员被人请去喝杯咖啡，大家都看到眼里。这种情况下，大的腐败很难产生。再辅之以C、D两个因素，共同促成了新加坡的廉洁和规范。

那为什么称“准一元制衡”呢？我加上一个“准”字，考虑有三点。一是这种一元制衡没有制度保障。它存在于多元制衡的制度框架之内。二是这种制衡是自我约束为主、外部监督为辅的。三，由于前两点，这种制衡状态不是一个稳定状态。在开国元勋纷纷引退之后，制衡失效现象有所抬头。近几年出了几起官员贪腐案件，引起了人民的不满。

那么，新加坡以后会不会沦为无制衡国家呢？我认为不会。因为下面有多元制衡体制垫底，在政府失去自我约束后，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外部约束可以填补空白。过程如下：一元制衡——政府放松自我约束，出现贪腐现象——人民不满加剧，选票流向反对党——反对党不断壮大，实力接近人民行动党——反对党对人民行动党形成外部监督和约束——多元制衡。以新加坡目前的制度框架、社会结构、公民素质，我认为能够完成这个过程。

但是，如果发生这种演变，可能就意味着新加坡国家性格的变化，由精英主义转向了民粹主义。李光耀是最典型的精英主义政治家。世界这类政治家倒是不少，但没有谁像他这样赤裸裸。老李在新加坡相当于毛邓在中国，都是开国元勋级的。在中国，有一些话，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可以说，后来的领导人就不能说，因为资历不够。新加坡也一样。老李讲过：政治家不一定要让人民喜欢，但一定要让人民尊敬。李显龙就不敢这么说。对小李总理来说，政治家首先必须让人喜欢，然后再想办法让人尊敬。如果人民不喜欢，不投你的票，你连总理都当不上，“让人尊敬”就成了一句笑话了。

由于一元制衡、精英主义，老李干了很多件得罪大多数人、但有利于长远和全局的事。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件，一是力排众议，把英语为国家工作语言和教学语言，把不会讲英语的华人给气惨。二是通过移民，大量吸收高层次人才，把本国层次不高的人才气惨。三是政府高管精英化高薪化，让薪水不够高的民众心理不平衡。这些政策至今仍广有争议，但大家也都承认，这些政策深刻地塑造了今天的新加坡。

我个人对新加坡的判断是，虽然目前一元制衡模式仍然强大，但是从一元转向多元的趋势很明显，这个趋势很难扭转。原因有：1，社会越发展，公民的个人观念越强，对精英统治越逆反。2，有多元制衡的制度，多党竞争，逐步分权，难以避免。3，最为根本的原因，是新加坡推崇西方文化。年轻一代思想观念已完全西化。在西方话语环境中，新加坡原有的一元制衡模式，一直被贬为东方专制。在今年的大选中，年轻一代把选票投向他们根本不了解的反对党。人民行动党得票率60%左右，为历届最低。目前，中老年人是人民行动党最稳固的“票箱”，从长远来看情况不乐观。

如果以后有一天，新加坡演化成多元制衡的社会管理模式，上述三个方面可能有所变动，并对新加坡社会产生影响。比如，华语地位不断提高，华人文化地位提升，对我来说这是好事，但这样可能对民族关系造成不良影响，毕竟新加坡还有将近30%的非华人。又比如，控制和减少移民数量，提高本地人的就业量，但可能不利于新加坡公司的国际竞争能力；压低政府精英层薪水，使社会公众心理平衡，但可能不利于政府吸收高级人才、提升决策水平。

李光耀说过，新加坡这种小国，经不起失误。立国40多年来，新加坡创造了发展奇迹，在内政、外交上几乎没有犯过重大的失误。（从新加坡国家利益角度而言，不是从咱们国家利益角度而言）。如果将来，新加坡由准一元制衡转向多元制衡，整体国际竞争力可能下降。如果西式民主更进一步，把有些重要决策由精英决策转向全民公议，那决策水平也可能会下降。

像中、美、俄这种大国，就像一辆大卡车，出了问题可以停在路边上慢慢修理，而新加坡的经济是一辆自行车，它只能前进，一停下来就会倒下。

精英意志与民众意志的碰撞——这就是新加坡的未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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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7节何去何从

前一节认为，新加坡的“准一元制衡”有四个因素：A，领导人意志。B，监督和信息反馈半径。C，相关制度。D，多党选举。其中，A、B是主要原因。

新加坡与中国同为华人社会，不存在“南桔北枳”的社会文化差异，因此，具有可比性。与它对照，中国目前仅有A、C两项因素。A是高层的决心很大。这点不用怀疑。C是，为了搞好监督，中国相关的部门、人员、制度已经多得汗牛充栋、叠床架屋。恐怕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任何官方背景的机构都有纪检组、监察室的编制。

但是，桶缺一块板就盛不住水。水低一度温就开不了锅。有时，必要因素缺一点都不行。如果不能实现权力制衡，实现有效监督，那我们面临的，就不是如何崛起的问题，而是如何不出乱子的问题。想要制衡，只有两个思路可以选择：第一种思路，如果能再加上D因素，与C因素结构，也许能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构成多元制衡。第二种思路，如果能再加上B因素，与A因素结合，也许能形成有效的自我监督，构成一元制衡。

第一种思路是被提出最多的。就是搞西方式的多元制衡。但是，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我们不具备实施条件。从历史来看，中国具有很强的大一统帝国传统。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纵向一元体制。自秦汉以后，横向的多元体制（封王建国）也被逐步取消，自隋唐以后实现了纵横完全的一元体制。有的学者提出，是不是可以扩大省权，实行类似于民国初年那种模式。当时，各省先后宣布从满清独立，然后联合建国。我觉得适度扩大地方政府自主权是可以的，但联邦制或高度自治，在中国实行不了。民国初年那个模式，在民国时期很快就被打倒了。从现实来看，现行一元体制是近代历史形成的。想要有大的改变，难度和阻力太大。硬要改变，即使成功，引发的震荡恐怕也把中国这些年的家底折腾得差不多了，再想崛起也没有本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