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一件真事。前几年，国内搞撤并乡镇试点。当时上面给的政策是，乡镇撤销后，原来经费一分不减，原来人员一人不减，原来职级全部保留，钱随人走，分流到其他乡镇，然后，再给县里一笔奖励和经费。这个政策很优惠了。有个县，不点其名，估计是县领导年轻没经验，立马就搞了试点，把乡镇减掉三分之一，得到上级肯定和奖励。但不久，问题接踵而来。交通系统有“通乡油路”工程，少个乡镇就少条路，专项投资就少上百万。教育系统有乡镇中心校建设，也是按乡镇来的，你学校再好，校址不是乡镇也不好办。卫生系统搞乡镇中心卫生院建设，商务系统搞“万村千乡”市场建设，公丨安丨系统搞乡镇派出所建设，纷纷受影响。全县怨声载道，领导后悔不及。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改革走到今天，牵一发，动全身。中国又是一个集权的超大号国家，很复杂。所以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啊。你当个县领导，真心真意办好事，这件事也是对的，你也不在乎个人得失，但是当你要不来钱的时候，看着别的县又修路又盖学校，你自己的老百姓走泥路，孩子们坐破教室，你心里是滋味吗？你不反思自己的决策吗？在中国，动动嘴是很容易的，真正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网友和专家，可以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为民请命，慷慨陈词，感叹号，刚刚的，你的话挑不出任何毛病。但实际干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像计划生育这一类基本国策，当然要与时俱进，但，必须慎之又慎，这是负责任的表现。

由感而发，扯远了。回到前贴。四种模式，我们分析一下。

国家形式出现以后，最早出现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多元无制衡模式。比如，建立在部族分封基础上的奴隶制、马赛克式的封建制。由此可见，社会管理模式的选择，虽然受到人们主观意识的影响，但主要是由客观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当时生产力水平低，小国寡民，交通闭塞，信息不畅，有效管理半径很小。若半径延伸，则成本巨高，得不偿失。所以，按照分封、进贡、血缘等关系，构建一个多元管理主体的体系，松松散散，分而治之，这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在多元体系的每一个“元”内部，即奴隶制、封建制的小国内部，领主具有至高无尚的生杀予夺大权。有时，因压迫过度，酿成奴隶起义或者农民暴动。有时，领主也会大权旁落，比如春秋鲁国的“三桓”当国。但是，这是夺权，而不是制衡。从历史记载来看，在正常社会秩序下，其他社会阶层从来没有对领主权力构成制度性的制衡。所以，我把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归类为“多元无制衡”。

倒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古希腊城邦。城邦内部处理公共事务，在奴隶主和平民男性中实行一人一票，大城邦还有代议制。在这么低的生产力水平上，能形成这种制度，很奇特，不多见。我这样看这种制度：1，希腊城邦属于小型熟人社会。除了雅典、斯巴达人口可能达30万，绝大多数城邦只有几百人到几千人。当时300多个城邦并立，平均规模可想而知。这种小型熟人社会圈中，不是三叔就是二舅，容易倾向于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同理，在中国古代农村宗法结构中，虽然族权是皇权的缩小版，但毕竟是血缘关系，乡邻熟人，在多数情况下族长不是一言九鼎，而是通过召集同族议事，协商决定大事。2、希腊城邦民主范围，限于奴隶主、少量平民。妇女和奴隶没有投票权。所以这种制度，不能制衡奴隶主阶层的权力，不能维护奴隶基本利益，发生过许多奴隶起义和集体逃亡。所以，古希腊虽然特殊，我仍把它归入多元无制衡的社会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