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情还好办，有意见嘀咕一下，不致于闹事。有些事情就不好办了。比如某大型水库移民。这些移民，本来住在鸟不拉屎的穷山沟，年年吃救济粮。后来政府修坝，淹了他们家，把人都搬迁到富得流油的城郊，房子修好，一家分几亩田（能调济出来真不容易），每家还给安排一个非农就业岗位。在外人看来，他们真是祖坟上冒绿烟了，生产生活的任何方面都比原来强百倍。但是，他们隔三差五上丨访丨闹事。理由五花八门。比如夏天太热。比如不能上山去挖草药。比如一个孩子犯罪了，也要闹。这跟搬迁有什么关系啊？他们认为大有关系，孩子在山沟里没那么多诱惑，就不会犯法，所以此事必须政府负责。
我举一堆例子是想说，城市化这个东西，虽然肯定需要环境和外力去推动，但从根本上讲，是人的主观选择和自我改造、自我适应。用外力强加给农民一个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不管你用意再好，不管你下的力气再多，他都很难适应和领情。用刀郎的话说：“才知道把我的世界强加给你还需要勇气”。
这些年来，我们许多政策没有把“人”做为城市化的核心，弄出不少问题。一方面，从八十年代就转向工业岗位的农民工，早已完成了从业方式的城市化，但二元结构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另一方面，许多征地农民、工程移民又“被城市化”，户口农转非了，长期找不到稳定工作，形成“城中村”。
如果回顾一下国外的城市化发展史，各国情况不一样，千差万别。我想，大概可以有这么两种有代表性的农民进城命运。
一是好的城市化。美国、日本等国家，这种例子就比较多。第一代农民进城打工，成为企业员工。由于文化水平，肯定工资不高。政府在廉租住房、养老保险、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帮助。他的家庭进入城市，住在廉租社区里。房子很小，全家人挤在一起，生活水平不高，但享受到了城市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孩子，能在城市学校中接受教育。穷人孩子懂事早，成绩优秀。在政府助学金、奖学金帮助下，考入名校，毕业后成为白领，步入中产阶级。这时，孩子购买新房，全家搬出廉租区。经过一代人的艰苦，从第二代开始这家人融入城市。
二是坏的城市化。在拉美印度这种例子比较多。第一代农民，由于农村破产，携家进城打工。政府没有廉租住房，全家住贫民窟，基础设施、教育卫生都很差。对低收入家庭子弟又没有资助。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中学没毕业就跟着一帮坏小子四处晃荡，一直没固定工作。第一代农民退休以后，拿着微薄退休金，继续住在贫民窟。还要为孩子的事情烦心不已。而更多的农民还正从农村源源不断地挤进城市。
然而，中国出现了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的第三种命运：第一代农民进城打工。由于学校划片招生按户口，他的孩子无法到城市上学。中国城市廉租房是近几年才有的。此前二十多年农民工都住集体宿舍。工资很低，没有钱租房。有的丨警丨察巡夜，在公园长椅上抓到**的，抓回去一问是两口子。打工都住集体宿舍，实在没办法。中国形成了大量留守儿童，不能随父母去享受城市教育。农村教育质量不高，学业无成。等第一代农民工老了，由于没有住房和社保，不能融入城市，只有回农村度晚年。此时，他的儿子——第二代农民工又打工去了。
本贴为本楼以前发贴的整理版，只有文字订正，无新内容，务请管理者注意！
第147节政经合一
前贴提到，中国出现这种独特的城市化现象，不同于国外“好的城市化”和“坏的城市化”。这个现象，是1949年以来中国独特的城市发展史决定的。1949年到1979年这段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因为篇幅所限，具体过程不再细说，我只做几点概括。然后谈几点思考。
这一段时期，中国城市化主要特征是三个：A，通过计划投资和项目拉动，有一部分城市发展比较迅速，比如东北的工矿业城市群。同时还新建了一批工矿业城市，比如甘肃的金昌、黑龙江的大庆、新疆的克拉玛依、四川的攀枝花等等，这些城市都是以前没有的。B，由于计划经济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城市就业岗位不足，城市社会活力不足，引发了两次逆城市化的运动，即“精简下放”和“上山下乡”，涉及到的人口高达三千万至四千万之间。C，形成了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僵化的城乡二元结构。
总的来说，这一段时期的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比较严重，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这一阶段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由于公有制和传统计划经济，使城市发展的经济型因素被完全纳入了政治的范畴，这段时期的城市，可以看成是纯之又纯的政治型城市。这既不同于前，也不同于后。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以前。
前面有一个兄弟提出，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是经济型城市并非政治型城市。呵呵，观点不同是正常的。我的看法是，一个城市，特别是类似于长安、洛阳之类的当时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它的发展形成，肯定兼有政治和经济因素。但主要原因，或者说决定其性质的因素，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要探讨的。
以唐代为例。唐代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显然是全国最为重要的城市。但是，唐代人当时又有另一个说法，叫做“扬一益二”，把扬州和成都推为天下伯仲。这是为什么呢？我的理解，是长安和洛阳是为政治为主。如武则天大兴土木，兴建东都，相当于依靠政府投资，以大项目促大发展，带动相关产业，拉动洛阳的GDP。而扬州和成都，则是南方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手工业生产繁荣，并拉动了消费增长，成为全国旅游购物目的地。所以人们向望“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李白还说“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当时“南京”在成都！）我不否认，古代城市发展兼有政治经济因素，有的城市在某个阶段经济因素还比较突出。但是，我同时认为，纵观中国城市史，在1979年之前，政治型城市仍然是主流，政治因素仍然是主因。
一个明显的佐证就是，当某城市失去政治地位后，即会迅速衰落。例如洛阳和开封，今天仍然没有重新达到历史上曾经的规模。再以山东为例。山东在清末有十二个“地级单位”，包括十府和两个直隶州。这十二个城市在清亡以后，六个继续保留了地级单位，另外六个则降为县级单位。前六个是：济南、泰安、聊城（东昌府）、菏泽（曹州府）、临沂（沂州府）、济宁。后六个是：莱州、青州、兖州、蓬莱（登州府）、惠民（武定府）、临清。到今天一看便知，他们的城市发展水平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有人仍认为，这些城市的衰落不是政治降级的原因，而是现代交通和工业等经济原因，比如莱州的衰落是青岛崛起造成的，那么我们再举一例。明清时，川北有两个府：顺庆府和保宁府，府城分别在南充和阆中。这两个城市的发展条件几乎完全一样，都是亚热带丘陵农业区的行政中心，都是食品和丝绸工业中心，都是文化古城，在1997年达成铁路开通前都只有嘉陵江航运和公路交通。但是，从民国至今，南充一直是地级单位，而阆中是县级单位，现在两城规模是天壤之别。这说明，决定他们发展的主因，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若有兄弟还不信，那么还有现成的例子，安徽省巢湖市今年刚由地级调整为县级，你去跟踪研究吧。
1949年至1979年间，中国的政治型城市走上了一个极端，把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中含量不多的经济因素也给消灭了。原因是，纯公有制的建立和计划投资体制的建立，使私人和社会力量无力推动城市建设。而工业和建设项目的投资行为，也由一种经济行为，变成了一种政治行为。在这个历史时期，城市发展基本上是行政意志决定和左右的。
这造成中国城市发展迟滞，缺乏活力，就业不足，前面已说了。同时，还造成一系列问题。比如，政治力量喜欢把经济资源集中到政治中心来，造成城市产业布局不合理。北京、太原、济南，原来都是文化教育名城，建国后把首钢、太钢、济钢等重工业企业直接楚在了城边上。这使城市的定位出现了混乱。在北京的行政力量干预下，中国北方原第一大城市天津的经济发展受到抑制，很快被北京超过。而北京建设了太多工厂，又使文化古都显得不伦不类。这种政治主导下的城市发展模式，也是造成沈大、济青、成渝等“对头城市”的深层次原因。
本贴为本楼以前发贴的整理版，只有文字订正，无新内容，务请管理者注意
第148节城市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