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国崛起这个事情太大了，所以不是一般性的借力。许多跨国公司依靠智囊公司，整体谋划，到中国收购企业，整合产业链，牛逼不已。一个专家就提到过，跨国公司在整合中国产业，而中国在整合全世界的跨国公司。“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站在楼上看你”，呵呵，视角不同，风景也会不同。当然，这三十年中，面对经验丰富、比猴都精的跨国公司，中国的学费也交的相当不少，有些学费交了，还没学到东西，或者只学到过时的东西。但总体而言，开放是开对了、开赚了！
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模糊认识，就是对外向型经济和内向型经济的认识。外向型经济，也叫出口替代战略，就是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出口战略。出口势必会拉动进口。进出口一上去，贸易强国就形成了。内向型经济，也叫进口替代战略。就是尽可能通过国内生产来替代进口，发展自己的制造能力。由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使许多中国人，甚至一些地区领导几乎形成一个固定看法：外向型经济一定是天经地义的优越，而且是唯一可行之路。其实这个观点是很片面的。
由于这种片面观点（至少是大部分原因吧），形成了中国今天过度依赖出口的局面。中国外贸依存度现在大约50%左右，是美国比例的一倍，而更重要的内需则被长期忽视了。就好像前面那个武林高手，没有外部支撑点，肯定蹦不起来，但如果自己内功不行，给你支撑点，你也蹦不上去。近几年中央不断调整政策，启动内需，就是在纠正这种倾向。不过，中国太大，内需的启动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创造更多条件才行。
实际上，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无论是英、法、德等欧洲列强，还是美、苏两霸，还是二战以前的日本，在国家战略上都极为强调进口替代。当时还没有世贸规则，所以各国都可以通过高关税、低配额之类办法，尽可能打击进口货，保护本国企业成长壮大。各国都搞自我保护，那么想要扩大出口，怎么办呢？当时的办法，一是到自己的殖民地去倾销，这个最方便了。二是如果有条件，也可以用武力相危胁甚至发动一场战争，迫使弱国同意开放市场和降低关税。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个典型。没有这些措施，列强们谁也成长不起来的。按照古典西方经济学的说教，搞自由市场，按比较优势实现全球分工，那纯属扯蛋。
相反，像二战以后的日本、亚洲“四小龙”这样，通过来料加工、成品出口、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倒是历史发展的特例，很少见。它们的成功，与二战以后美国主导的贸易体系形成有关，也与冷战期间美国对于远东这些前线国家的支持有关。有许多不可复制的因素。所以放眼全世界，在七十年代以后，艳羡和学习亚洲小四龙的国家很多，但真的靠这种模式取得最后成功的，目前还一个也没有。中国在学习四小龙实现了沿海加工制造业的起飞后，也必须寻找自己的路子。
像拉美各国尤其是悲惨的阿根廷同学那样，美苏德当年依靠进口替代战略崛起时，他们大搞自由贸易，失败；四小龙当年依靠出口贸易崛起时，他们转而关门大搞进口替代，又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战略，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没有绝对好坏之分，要看内外形势而定。诚如孙子兵法所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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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5节话说城市
前面聊了工业化、市场化问题。下面聊聊城市化问题。这又是一个影响巨大的领域哈。
城市化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有人主张适度城市化，有人主张发展小城镇，我尊重这些意见。但是本人是一个坚定的城市主义者，而且是大城市主义者。呵呵。
住在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正好把城市问题思考思考。以前，我对新加坡的认识，最早始于一部电视剧《调色板》。在二十多年前吧。可能是最早引进中国的新加坡电视剧。通过这个电视剧，我才吃惊地发现，原来新加坡跟香港一样住的都是华人啊。我还发现，原来男女学生没毕业没结婚就可以睡在一起啊。主题歌至今还记得几句。开头一句是：“城市生活中你曾失去什么，拥有是什么？”
是啊，面对风起云涌的城市化浪潮，咱们中国人失去了什么，有拥有了什么呢？
虽然中国人现在能够正视城市化问题了，上海世博会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如果倒退十几年，高层对城市化的许多看法都是不明确、有分歧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城市化率提高了接近三十个百分点，平均一年一个百分点。2010年11月全国城镇人口比率为49.8%。古老的农业中国，正站在进入城市化社会的临界点上，这真是五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啊。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让我们一起回顾回顾吧！
中国一直都是农民大国，在社会居住形态上，以村庄型的居民聚落为主。但是，各朝各代的城市化率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有些人主观想像中那种一直向上稳步提高。一般观点认为，秦汉以来，宋代城市化水平最高，大约在20%至30%之间。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南宋时期城市化率达到过50%。而清代中国城市化水平最低，大体在6%至8%之间。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明代后期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引进，使中国土地的人口承载量暴增，再加上中国人对生活条件的要求不高，所以清代前期到清代中期，出现了人口大爆炸。秦汉以后历代绝大部分时间，中国人口都在5000万至1.5亿之间，而清代从1亿多人起步，就这么生啊养啊，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时，全国人口已经有4亿多了，占全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
我个人总结，中国古代城市体系有三个很突出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稳定性。如果按照宋代人口1亿，城市化率30%，清代人口4亿，城市化率8%，这么一算下来，我发现，这两个朝代的城市人口规模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啊，都有3000万左右，只是底下的分母变化了而已。
我认为，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秦汉以后，实际上进入了一种很稳定社会格局，就是“大一统帝国——原子化小农”的格局。这种格局之下，一方面，国家所需要城市发挥的职能，也就是那么多。国家对城市没有更多的发展需求。比如秦汉时期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到现在还是两千多个县，当然这中间的沿革是很乱腾的，但总量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是“县”这种基层政权职能的社会需求量决定的。另一方面，城里人不稼不穑，吃粮要靠农民。原子化小农生产，所能提供的商品粮是有限的。大家不要以为，清朝四亿农民可以提供更多的粮食。错！在生产力没有大的提高、国土面积也没有大的扩张的情况下，能支援给城市的粮食是一定的。农民太少当然不行，但农民超过了一定数量，那么人越多，提供的商品粮就越少，因为他也要吃啊。这两个方面，决定了中国城市人口总规模是历代基本稳定。
第二个突出特点，是中国古代中心城市规模巨大。汉唐长安、宋代开封、南宋杭州、元代大都、明清北京，都是世界最大城市。中国城市人口过百万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不过三万、四万人口而已。
这个现象的原因也好解释。原因不是因为中国古人喜欢大城市，也不是因为汉唐政府制定了“全力打造国际化大都市”之类的发展目标。原因在于：社会需要。
前贴论证过，古代中国，不同与西方、伊斯兰和印度的突出特点，就是大一统帝国。这种帝国是封而不建的一元化帝国，通过行政区划体系和文官制度进行统治，而不是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通过下面的封建小国进行统治。这样，庞大帝国的权力集中于首都和大行政区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客观上需要发挥这种统治职能，就必须有足够的机构、设施、人口来配套。
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帝国的许多职能和权力，都是分流到各级封建领土头上的，因此，他们的国家和地区中心城市，承担职能不如中国这样庞大。客观上没有城市发展的需要。当然，资本主义制度和近代工商业社会崛起以后，情况就更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