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说一句，实际上在改革以前，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之间的利益也不一致。但是，当时搞完全的计划经济，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国内没有市场。私营企业不允许存在。所以大家不是不想博弈，而是博弈手段实在太少。最多是到国家计委要要项目、到财政部要要资金什么的。
下面，我们来探讨：各地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反两个影响。
第133节 重复建设
中国不同于一般国家。考虑面积和人口因素，以及财政体制因素，国内诸侯利益格局的复杂性，决非几言能尽。在一省之内，各市县之间，仍存在着激烈的发展竞争。对于这种政府博弈，如何评价呢？
先说正面评价。
第一，前面已经说过了，它为个体私营经济创造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这里说“更大的”，意思是，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已经创造出这个空间，但这个空间是理论上的，实际操作中有许多问题，比如前面我胡乱推算的温州模式千分之四以下的生存概率。而政府博弈使空间变大了、变实在了。换一句话说，中央搞活个体私营经济的好政策，是通过政府博弈这个手段，才具体落到实处的。
第二，是促使和迫使地方官员，想方设法推动本地发展。各地争着发展，酿成的问题当然很多，但发展成绩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你到其他亚非拉国家，看看当官的懒洋洋那个德行，看看二十年修不成一条马路那种局面，你就会发现，其实中国官员还算比较可爱。他们肯定是为了政绩，可能还有一点个人猫腻，但那种通宵开会研究、周未不准休息、为招商“能喝半斤喝八两”、满脑袋经济增长目标的领导，确实推动了中国发展。
现在国外一些人，包括国内一些人，一说起当官的，就是吃喝玩乐、祸国殃民。实际上大部分干部还是在干事情。大家可以想一想，中国的政府规模这么大、权力这么大，目前监督制约又没跟上，如果这帮子人都不干正事，那中国怎么会发展啊？三年就垮了。算了不说了，再说几句，五毛的帽子就把脖子压折了。我们重点探讨政府博弈所造成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重复建设。
中央文件来看，在高层领导眼里，最大问题就是重复建设。国务院多次出手干预，勒令一些已开工项目下马。朱、温等几任老板都没少干这种事。这是对的。对的原因，在于这些项目不是老板投资，而是政府贷款投资。老板投资，亏了是自己的，他认赌服输。而政府投资，亏了没人负责。拍脑袋决策，亏了，拍屁股走人。这样银行贷款变成呆账，亏得挺不住了，国家只好核呆。没人负责的重复建设，就是当官的拿人民的钱来胡折腾。所以对这种项目干预是完全正确的。
仅管如此，我个人认为，重复建设不是很大的、很要命的问题。
其一，重复建设不可避免。这个好理解，谁都想发展，有什么好挣钱，谁都想搞。不仅政府在重复建设，私营老板也在重复建设。在市场经济下，想避免，很难，不可能。我们只能是通过监管和引导，尽可能地避免那些无人负责的、非理性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其二，消灭重复建设也没有必要。只有适度重复建设，而且必须建到供大于求，才会形成市场竞争。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同业竞争，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重复建设引发的竞争，带来了产品换代和技术进步的压力，给消费者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前些年，有些记者一看到A地在修个什么厂，B地也在修同样的厂，也不仔细分辨思考，立刻就撰文高呼“警惕重复建设卷土重来”，这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延续。其实，你像五十年代那样，把投资权全都收到国家计委去，肯定能有效避免重复建设，那不就得了吗，我们还搞改革干什么啊？
下面我们探讨政府博弈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才真是要命的问题。我给它起个名字，叫：产业层次的“低端锁定”。或者说，是有中国特色的“低端陷阱”。
第134节一盆螃蟹
有人曾跟我讲，用脸盆装螃蟹，如果只有一只，它很容易爬上来，如果有许多只，倒不容易爬上来了。因为那么多蟹腿搅在一起，缠在一起，若有爬上来的，别的蟹会把它扯下去。他们又不可能一起爬上来，所以只有一起呆在盆里。
我是一个很有科学精神的人。有一年中秋，买了二十多只大闸蟹，我想起这个事，就试了一下。实验结果是：装在小盆子里，蟹多蟹少都能爬上来；装在大盆子里，蟹多蟹少都爬不上来。可能我家的盆子尺寸不对吧。不管怎么说，把前面这个故事当成寓言来听，还是挺不错的。
在相互博弈十几年后，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越来越像脸盆里的一群螃蟹。
三十年来，中国是全球吸引产业类投资最多的国家。仅管如此，这些投资相对于一个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的国家，仍然是太少太少了。各地都觉得投资不够用。各地为了招商而建立的“项目储备库”，要是全部启动，我估计20万亿美元也不够。为了争夺投资，各地政府想尽了办法，在土地转让、税收优惠、费用减免、市场准入、原料供应、能源保障、基础设施配套（N通N平）等方面，不断开出优惠条件，相互比着杀价。有的商人，就是利用这种优惠求发展。加工型工业容易搬迁，不像重工业那么夯实不好搬。你税收搞“三减两免”，他就到你的工业园里干五年，用完税收减免政策，再换个地方，继续享受优惠政策。
工业用地方面，一般来说都是政府倒贴。例如地级城市的商品房建设用地，拍卖价格150万一亩。而同样的工业用地，协议转让价只有10万一亩。实际上，每亩的征地和基础设施配套费用至少25万。那么，吸引一个工业项目，转让土地600亩，政府光土地一项就要倒贴9000万。工业用地比商业用地价格低，这有道理，因为商业用地是一锤子买卖，建成住房要住几辈子。而工业用地能够每年为当地创造税收、就业和消费。所以便宜一点可以理解。但问题是由于各地竞争，价格压得实在太他妈低了！
政府又能有多少钱呢？地主家也没余粮啊。特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政府，离了中央转移支付，他工资都发不出。但是，他们最怕掉进恶性循环：越穷，越给不出优惠，越招不到商，就越穷。这个担心也有道理。于是乎，地方政府就咬着牙、吐着血给人家优惠。但是，这需要钱呀，“此银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从哪儿来呢？羊毛出在驴身上，打老百姓的主意，尽可能压低征地补偿，更有甚者，补偿款打个白条，欠着。2003年我亲眼见过搞的绝的，某县工业开发区征地打白条，安置房没钱修，然后又一直招不到商，开发区草长老高，失地农民在开发区墙外搭窝棚住。这麻烦了。
还有更麻烦的，就是社会保障、劳工安全和环境污染三大问题。按说，这些方面，八十年代已有规定，九十年代法规已经基本健全。各省也有配套办法，就是执行不到位。你治理污染，别的地区正好抓住这个重要招商机遇，承诺宽松条件，把企业吸引走。结果，全国污染涛声依旧，你的财政倒先清洁环保了。你保护劳动者权益，强制企业给农民工上社保，有的地区却放水，这样那里的用工成本比你低两成，企业又跑了。所以，各地政府你拉我，我扯你，全国一盘乱棋。群众意见大，“友邦人士”也老拿这些事抹黑中国，就是没办法。
也不能指责企业跑。比如前面这个例子，有的企业跑了，跑到了不给农民工上社保的地方，他的成本下来了，你不跑，你的成本高，你还没来得及弘扬企业文化和社会良心，就在市场竞争中被灭掉了。所以，这个问题有企业良心的因素，但它主要不是良心能解决的问题，人在市场，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