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节泛原子化1

接着说“原子化”倾象吧。

多年前，我记得在画册上见过一个外国雕塑作品，好像是美国的吧。题目叫“在地铁上”。一共雕了七八个人，挤在地铁上，或坐，或站，有的打盹，有的发呆，有的看表，有的读书，有的看窗外风景。人人没有表情，气氛很冷漠。作品想表现的，是现代社会的人际冷漠。

中国传统伦理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在农村，不仅是熟人，还是亲人。由于我国是“大农村小城市”，城市也跟着农村学，熟人关系大行其道。比如我从小长大的城市，若在酒桌上遇到新朋友，前三句对话都是这样的：“哪个单位的？”“市农机局的。”“噢，你们局张三是我的高中同学，李四是我姐夫的堂哥。”这样三句两句，大家就不是外人了，喝吧喝吧。

近几年，中国城市化迅速推进，社会结构已经达到城市化的临界点。小城市越来越大，大城市越来越多。中国人口越来越集中，而中国人却越来越孤独。看来，外国雕塑的那个情况已经在中国形成了。富士康的十三连跳，万恶的资本家固然难逃干系，但现代社会人心的孤独和人际的冷漠，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中国建设现代社会，就要构建现化社会结构，其必然要求是，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是出于社会管理原因或者情感原因，人们都有必要由一定的组织联系起来。

我想这条路会很长很难走。中国目前的倾向，不是走向组织化，而是走向原子化。不仅农村千年以来的小农生产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又渐渐恢复了原样，这种原子化倾向还有向城市蔓延的势头。

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这个哲学命题的含义很丰富。有一次，我忽然冒出一个搞笑的理解：天那么大，人那么小，怎么直接就对接上了？人是不是应该通过某种社会组织形式来跟天合一啊？“天人合一”会不会就是造成中国两千年原子化社会的思想根源啊？呵呵，这个想法纯属没有根据，大家别去当真。我从小就喜欢胡思乱想，至今也没有想出什么经济效益，头发倒是想得逐年精简。

在关于人民公社的贴子里，我们长篇探讨了农村组织化问题，还留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改革以后，三十年间，中国没有形成类似于日韩农协那样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是把小农生产与大市场的深刻矛盾一直留到了今天？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农村没有形成组织化，这个现象比较好解释。我认为原因是，第一，改革之初，中国社会结构还很简单，没有相应的经验、观念，也没有政策环境。第二，从人民公社转型而成的乡镇，当时还继续承担着一部分经济合作职能，供销社等机构仍在发挥作用，没有新组织发展的客观空间。第三，当时是买方市场，产销矛盾并不突出，没有这方面的迫切需要。

仅管如此，国家组织力量毕竟是在逐步从农村退出。不是一下子全退，而是越来越小。谁来填补？确实是一个问题。到九十年代以后，这个问题更突出了。能不能重建宗法社会呢？不可能。宗法对于人的约束，主要靠威信、血缘和伦理道德，这本来就是软的。如果要来点硬的，私设公堂，又与现代法制有冲突。新农村建设的五句话，其中就有“乡风文明”这一条。有的学者提倡恢复一些乡村的传统良俗，我赞同，但这不解决根本问题。我坚信，乡风文明如果以后能实现，肯定是一靠发展二靠法治，在此基础上构建现代道德。传统的乡村良俗，只能做为现代社会秩序的辅助力量，全指望它，不太靠谱。

大邱庄的禹作敏，是一个想恢复宗法的典型例子。以他的知识结构，不会在理论上这样思考。以他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会在不自觉中走上这条道路。只要他是传统的中国农民，就不太可能跳出这种思维模式。大邱庄成功后，他一言九鼎。以他为中心，基于血缘和家族关系的农村人际网络，成为大邱庄的领导力量。这种弄法，在明清那种“国权不下县、县下靠宗族”的伦理社会，应该能行得通。然而，现代不是古代。结果是，1993年他私设公堂，打出人命，被抓起来判了二十年。

禹作敏事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一句话是他自己说的：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犯罪。另一句放是《人民日报》的评论：中国决不允许出现谁也管不了的土围子和土皇帝。

1999年，禹作敏保外就医时去世，终年69岁。

第118节泛原子化2

我们不能因为禹作敏入狱，而否定大邱庄的发展。我相信，网上看贴的兄弟们中间，只要亲历过改革前农村那种彻骨贫困的人，就会承认，能带着一个穷村富起来，这本身就是无尚之功德。富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受穷是更大的问题。

这个世界太奇妙了。三十年来，联产承包是基本国策之一，绝大部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然而，官方确定的两大样板，一个天津大邱庄，一个江苏华西村，却都没执行分田到户，而是延续了土地的集体管理模式。这说明什么？是不是证明了某种方向性呢？

有人这样论调：根据近年来小农生产的一些弊端，提出对当年的大包干进行重新评价。这种同志不是想哗众出名，就是无知者无畏。我认为，大邱庄、华西村也许代表了某种发展方向，但在改革之初，它们的情况有特殊性，它们的存在不能证明如果所有村子都不分田，也必然会像它们那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