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节大包干
下面探讨具体领域。我们这样探讨：比如说到农业，就把1979年到2011年的情况拉通了说完。大家清楚的历史过程不多讲，只探讨问题。
中国改革，起于农村，安徽小岗村开始大包干，是让穷给逼出来的。官方报纸文章说，当时，省委书记万里下乡，看见一个农民家庭，三个女人，都没裤子穿，不敢出门。万里当时说，我们对不起农民！
皖北，历史上是凤阳、颍州、泗州的地盘，人多地少，外加黄河夺淮，“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成了丐帮兄弟的故乡。其实，皖北矿产丰富，水路很便利，新中国建设了淮南、淮北两个工业基地，又靠河运和铁路崛起了一个重镇蚌埠。我觉得，与华北平原的其他农业区相比，皖北在建国后的发展算是快的，也不至于穷到那个程度啊！直到现在，虽然还有牛群去挂职扶贫，那里的农村还是没有富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有了解情况的兄弟，请帮助分析一下。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是什么样的？前面许多贴子从各个角度分析了。是没落的伦理型社会；被强力改造但不太成功；人民公社组织；土地集体所有；以农补工造成普遍贫困；户籍制栓人。等等。我根据自己体验，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当时的中国农村，是一个物质欲望已被充分激发、但又无法满足的社会。
人的物质欲望这个东西，始终客观存在。它一旦被激发，就像原子能一样，如果在反应堆控制下有序释放，就能造福社会，如果在武器中无控制释放，就能催毁社会。激发程度不一样，控制程度不一样，所以人和人不一样，贫穷和“贫穷感”是两码事。有人住在小山村：“白馍蘸红糖，毛主席当年就吃这个，咱还想个啥？”也有人开着奔驰、住着别墅：“都快四十的人了，连个游艇都买不起，不好意思见朋友，这两周没敢去高尔夫……”
不知兄弟们有没有读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等小说？茅盾文学奖哈。路遥就是陕西农村出来的，他的小说完全写实。我觉得他的小说再现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欲望。当时的农村，通过政治运动，通过普及初等教育，通过收音机和电影，通过现代交通体系，通过上学当兵，已不再封闭。即使在最落后的小县，县乡两级基层政权、县属学校医院等事业机构、国有和集体企业，也为农民子弟提供了不少改变命运的岗位。路遥小说中的高加林、孙少平等，代表了当时农村青年真实的想法。当时的农村，至少在年轻人中，满足于白馍蘸红糖的人越来越少，人们盼着走出去，盼着富起来，盼着过上更幸福生活。
正是这种物质欲望，催生了大包干、乡镇企业、民工潮。同时，欲望决堤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问题。就在离小岗村不远的阜阳，近年就冒出一连串负面新闻，比如劣质奶粉之类，搞的阜阳的兄弟出门都不好意思了。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才是推动中国崛起的力量之源。当年，老毛正视了农民“打土豪是为了分田地”，才赢得了革命胜利。当年，以集体觉悟去替代利益需求，才造成了人民公社的式微。改革年代，对于社会物质欲望，怎么去顺应而不是压制，管理而不是放纵，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执政课题。
2002年，十六大，江总做工作报告。以前这种重要的报告，最后一句都是“为某某主义而奋斗”、“为某某目标而努力”之类的话，再加几个感叹号。这次，即将离任的江总，最后一句喊出了“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这句话真把我感动了。是啊，老百姓跟着你共产党，就是想过上好日子，如果老婆孩子吃不饱，什么主义都是放狗屁。能把“幸福生活”放在这个地方喊出来，改革有希望。
扯远了，回到农村。要论近三十年来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我认为可以划为成三个不同时期。为了方便论述，本贴子给它们取名为A阶段、B阶段、C阶段吧。我来简单描述一下，把这三十年风雨一笔带过。
A阶段：1979年至1992年。
标志：大包干、乡镇企业、大邱庄、万元户。
对于集体化，争议很大。有人说它释放了生产力，战天斗地，干成了无数前人干不成的事。有人说它阻碍了生产力，还破坏了生态环境。当年听说要搞集体化了，农民砍掉自家的林子，卖钱花光，杀了还没长成的小猪，一顿吃光。人人都想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把自己改造成真正的无产阶级，好去共别人的产。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但是到了后期，人民公社确实积弊丛生，主要体现为阻碍生产力了。“大包干”是对的。
我的一个领导生于甘肃，十七岁上大学之前一直吃玉米饼子。我们现在搞宴会或接待客人，只要他参加，那就不能点“粗粮拼盘”之类的菜。他一看到就生气，这辈子实在吃够了，认为我们在虐待他。“大包干”解决了困挠中国人两千年的吃饭问题，这个功绩，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大包干也使农民流动成为可能。人们不用挣工分了，自己的田，一个劳力能种完，另外的劳力就可以外出打工了。实际情况是，农村“半劳力”即老人成了种田主力，青壮年大量外流。虽然八十年代城市仍然用粮票，但对自由市场不再严格控制，只要有钱就不愁没粮吃。
当时，中国还没有形成九十年代以后那种民工潮。原因：当时外资企业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四个特区，雇人有限。私营企业还处于家庭作坊阶段，用马克思的话说叫“自雇劳动”，雇佣有限。城市服务业还处于个体户、跑单帮的阶段，倒爷们亲自扛包挤火车，也雇不了几个人。所以，农民流动主要就近，到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政府不愿管理太多流动人口，流来流去的看着眼晕，所以也大力提倡这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近打工。
总之，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大邱庄禹作敏评价说：毛主席折腾农民，邓小平让农民自己去折腾。
当时的人们认为，农业繁荣是大包干释放生产力的效应。这个观点不错，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当时处于短缺经济。直到九十年代瓜瓜果果都卖不出去了，大家才意识到这个原因的存在。
在A阶段，农产品基本不愁销路。中国多次爆发震动国务院的“棉花大战”、“蚕茧大战”、“烤烟大战”等。各级各地企业以及大群的合法贩子和非法贩子，下乡收购，抬高物价，争抢原料。有些省市县为了保护本地企业，一到收销季节，就沿路设卡，重兵以待，堵截外来收购车辆。为了抢到货，有的贩子连鸟枪和砍刀都用上了，引发了许多惊心动魄、血肉横飞的事件。有的乡镇领导，守土不力，本乡农产品竟被外地企业拉跑了，结果被批评处理。
概括而言，A阶段，中国农民过着相对幸福的生活。卖方市场为农民带来了收入。城乡差距在缩小。“万元户”让城里人都羡慕极了。当时报上登过“大学生嫁给万元户”的佳话。同样由于卖方市场，许多乡镇和村社办的小厂活得有滋有味，虽然产品质量低劣。这样又为农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到九十年代中国进入买方市场后，这些小厂中的绝大部分——也许98%以上，倒在了市场竞争车轮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