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时候，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我们多数人不可能深谋远虑，普通百姓都是求稳怕变的。大家不碰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戴孝帽子不哭爹，一步步走向无路可走的过程，就是一步步统一思想的过程，到了最后一步，不用理论家们来上课，也不用书记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大家都会一致说：此路不通，掉头！

这种问题驱动式改革，看似没有前瞻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际上却包含着某种政治智慧。在中国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国际环境险恶、国内稳定压倒一切的背景下，政府会更倾向于做出这种选择，见招拆招，而不是主动出击。这种方式，提高了改革措施的针对性，同时降低了改革的社会风险。但是，它也给中国造成了许多问题。

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改革的违规性。一个是改革的短期性。这两个问题都好理解，我就简单说说。

所谓违规性，它的发生原理是：既然我们的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那么，在问题变得很严重之前，我们是不会提前主动去解决问题的。问题是怎么来的呢？是不合理的体制、法规、政策造成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提前主动去触动问题背后的这些东西。所以，当问题严重了，必须要解决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了，这个时候，造成问题的体制、法规、政策仍然存在，而且在法律上仍然有效。所以，改革措施本身，往往是违法违规的。

通过改革的成功，这些改革措施得到认可，成为新的政策法规。但是，政策法规都是自颁布之日起生效的，你不可能往前倒追。所以，当年的改革措施，永远都是违法违规的。这就造成了改革者身上的“原罪”。再加上改革本身就是一场利益调整，不可能不得罪人，这麻烦就大了。改革者外有仇人，内有“原罪”，小辫挺多，所以死得很惨。大家可以看看，三十年来，中国有多少改革先行者被“拍死在沙滩上”？这是改革自身模式造成的。这也使得一些人不愿改革、不敢改革。

接着说改革的短期性。

有一次，我跟一个老乡喝酒，他在省委政策研究机构工作。我向他摆出了我的思考：改革的对象是什么？是旧体制、旧政策。那么，今天我们改革的对象，有几条是1979年以前的？几乎没有！今天我们的改革对象，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台的东西，甚至是2000年以后才出台的东西。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改革本身又是改革的对象，改革同时又为下一步改革制造对象？如此循环往复，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中国要改到哪一天为止？如果一定要给这场改革设定一个期限，你是不是希望是一万年？

这就是短期性的问题。这也好理解。问题驱动式的改革，都是问题临头了，火烧眉毛了，改革往往集中于解决眼前问题，而忽略了政策的长期性、全局性、普遍适用性。所以，我们的政策变化太快，政策的连续性太差。今天“有水快流”鼓励发展，县长来给私营小煤矿剪彩；明天调整产业结构，关井压产，县长又带着一帮人来炸封井口。这个弄法，人家不骂你政府才怪。

上面就是我的关于中国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观点。准确地说，我认为，改革总体而言是问题驱动式，也不是说每条改革、每项改革必然都是被问题驱动出来的。

前面提到了问题驱动式改革模式存在的两个问题，即短期性和违规性。其实，那两个问题还不是最要命的问题。最要命的问题是——“问题”是什么？我不是在搞文字游戏。我的意思是，既然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就需要我们来认定：那些问题才是最严重的，需要尽快改革的。凭什么标准来认定呢？没有明文规定。一个常用标准就是，再不改革会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就要优先改革。讲到这里，许多兄弟已经看出问题所在了——对于一个问题而言，它实际上的严重性，与人们感觉到严重性，有时并不一致。

近年来，在征地拆迁中，有人总结出一条斗争经验：“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就是典型的问题驱动式工作思路的弊端。社会群体反映问题的能力是不一样的。那些叫得响、吼得凶、闹得大的行业、集团、阶层和个人，往往能够引起更多的重视，从而优先享受到改革的好处。特别是在法律法规不规范的情况下，更加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不管中国外国，改革都是社会各阶层、各集团之间的一场利益变化。这种变化，如果有规矩就是利益调整，如果没规矩就是利益群殴。中国呢，说是利益群殴可能太刻薄了一点，我们姑且说是利益调整吧。随着改革进入而立之年，越来越多的社会集团都累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巨头，动不动就给你来个供气供油不足，让加油站排队排出几里地。司机和市民怨声载道，媒体聚焦报道，中央领导多次批示。好了，“严重问题”形成了，大家快解决吧，请国家发展委下一个通知：涨价。又比如，早已经过时的国家食盐专营体制，早就该改革了，但这帮家伙硬是拼命强调碘缺乏症问题的严重性，把这场改革往后拖了十来年，把食盐生产企业害得够呛。

近年来，金融、证券、保险、电力、房地产等行业，借题发挥呼悠国务院的水平不断见长，他们必要时还能请来几个外援配合配合。

中国改革最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是什么？是九亿农民问题。然而，他们偏偏又是沉默的大多数，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改革开放三十年，如果一定要找出最大的工作偏差在哪里，我个人认为，就是对农民关注不足。我说这几句话，估计国务院几任总理听了比窦娥都冤，都要拿砖拍我了。

不错，中央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总理为此睡不着觉。有几年的开年一号文件都是说农业的。但是，无论历史经验也好，改革以来的实践也好，都证明了一个钢铁般的定律：利益是自己争的，不是别人给的。在问题驱动式的改革盘子里，不管中央怎么喊农民重要，当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在各级政府的政策和操作中，农民利益往往要给别人让路。

有必要补充一句。我说，某些利益集团在呼悠国务院。其实在美国，在欧洲，利益集团呼悠国会和政府的水平更高。他们叫“政治游说”。我的主要意思，不是想批评那些呼悠者，而是想强调：要真正落实胡总的“统筹兼顾”，中国各阶层需要拥有平等的呼悠权力和呼悠能力。而农民缺这个。

前面几节，把近三十年的发展概览了一下。就是：一，基本解决了发展思路问题；二，大方向明确，但拿不准最终发展成什么样子；三，问题驱动式改革。这算是大背景吧。在云层之上的总体观点讲的差不多了。我们就顺势进入具体领域吧：大包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