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节洋跃进

这三年中，相对于农业战线的平平淡淡，工业战线的动作算比较生猛了。一些思路和项目，对以后的改革开放产生了影响。

我前面提到过，当时工业领域突出问题是电力、燃料以及一些重要工业原料供应不足。再加上，中央领导们也感觉到，由于文革的耽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差距正在拉大。不管是客观形势上，还是主观认识上，都有一种渴求发展的迫切感。在这种情况下，后来广有争议的“洋跃进”发生了。

说实在话，1979年以前的三千年，中国人还真的从来没有把亚洲四小龙这些地区放在眼里过。比如韩国，一直是中国属国，论经济总量它不行，论人均量他也不行，穷的一个丁当响。直到六十年代它还在整天仰视朝鲜经济。然而文革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连这个穷小子都腊月里穿裙子——抖起来了。当时领导人心里肯定很着急，像一觉睡醒的兔子的那样急于奋起直追。

心情可以理解，工作思路也没有方向性的问题。具体问题出在三个方面，一是投资计划超过了国家能力，二是各地大轰大嗡，乱上项目，造成重复建设，三是发展目标定的过高。

洋跃进这个事情有很多版本。我长话短说，简而言之，就是：在1977年和1978年，我国政府决定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来建设一批国民经济急需的重点项目。两年中经过多次讨论，层层加码，项目总盘子不断扩大。所需外汇从60多亿美元一路长到800亿美元。大致就是这么一回事。

外汇这个东西，现在看来，太多了也是烫手的山芋。这种甜蜜的烦恼是近十年才新出现的。长期以来，中国人都是缺外汇缺得发疯。记得我小时候路过一片果园子，看园老头警告我，不要进去乱糟塌，这些苹果要出口换外汇呢！看他神情，显然外汇是很光荣很神圣的东西。土里抱食的农业国家，种出苹果不舍得吃，换点外汇再去买高价的工业品，这种模式是非常弱势可怜的。

1978年，当中央决定花800亿美元进口设备和技术时，我国外汇储备只有不到2亿美元，可见穷到什么程度。实际上，整个八十年代我国外汇储备都只有几十亿美元。1990年突破一百亿，1996年过一千亿，2006年过一万亿，现在是三万多亿。这笔钱如果拿到1978年去，我们领导人的血压肯定会集体飚升。话不多说了，结论是，以我们当时的力量，肯定无法支撑80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多数项目最后落空了。

为了多赚外汇，中国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高指标。比如，七十年代发生了两次震撼世界的石油危机，每桶油价从3美元飚到30多美元，中东的石油输出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赚翻的。中央提出，多出口石油来换外汇。中国石油产量1978年是1亿吨左右，我们定的目标是到1985年提高到2.5亿吨。这个目标无法实现，因为老天爷偏爱海湾国家，中国地质储量没那么多，这个真没有，再急也没用。到今天全国石油产量也只有2亿吨左右。

总之，那三年定的工业发展目标，基本上没有实现。一些项目成了半拉子，一些油田矿山为了完成任务而蛮干，资源被破坏，产量反倒下来了。多数分析家认为华国锋应负主要责任。也有人指出小平也有责任。胡耀邦后来说，当时是集体决议，大家都有责任。当然，三年工业建设也留下了一些好项目，比如今天中国钢铁行业的龙头大哥上海宝钢。

第106节改革起点

介绍1976年至1979年，已经用了三个贴子。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许多书上都省略，所以有必要说一下。好吧，本节结束这三年内容。

有兄弟论及，中国只有可能在1979年左右开放，提前开放是不具备条件的。这个观点很久以前就出现在网上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的看法是，改革开放提前十几年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国际环境是变化的，若六十年代开始，当时确有更多不利因素，可能使改革开放的进程不同，阶段性特征也不同。

比如说，有论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吸引的投资来自“四小龙”的华人，而这些华人主要是六七十年代才发家的。所以，六十年代开放，没有那么多的华人投资。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靠四小龙呢？四小龙又是靠的谁呢？我们这样假设：如果在六十年代，中国没有出现文革这种政治运动，全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开始对外开放，那么，当时从欧美和日本流向四小龙的资金，大部分可能被中国沿海抢走和承接。因为中国比四小龙有更充裕的劳动力、更广阔的市场，沿海各省的交通区位也不比他们差。当然中国也有引资的弱项，就是四小龙在政治体制上与欧美日相同，而中国不同。不过，从后来中国越南的实践来看，只要你有政策、有环境，能让投资者挣钱，政治体制不是引资的根本障碍。

我认为中国若在六十年代开放，“四小龙”的命运可能跟泰国、马来那样，被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给堵住，无法实现快速起飞（香港和新加坡是单纯的港口城市，可能情况会好些）。若中国推迟到九十年代初才开放，那么“四小虎”的命运可能会改观，他们可能在八十年代紧随“四小龙”崛起。那么，中国在九十年代开放时，我们请来投资者就不仅是四小龙了，还会有泰国、马来西亚投资者。如果那样，我们中国今天的经济面貌可能跟现在的越南差不多。历史不能假设。中国实际上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不管早晚，这是史实。

扯远了。回到对这三年的评价。因为我在探讨经济，所以从经济角度聊的。其实，这三年时间，时代主题根本不是经济上。这三年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期。在邓小平、华国锋和四人帮三种可能选项之中，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邓小平，现在回头看来，谢天谢地谢空气，这是最优解。

改革开放的决策，在那三年中就已经进行过一些酝酿。比如1978年有关部门考察香港后，提出工作设想：在宝安县（今深圳）、珠海县建立出口加工区。当时华国锋也原则上同意。华还多次派员到欧美和日本考察学习。虽然直到他自己淡出权力中心，也没出台具体政策，但这些前期工作不应该被抹去。他主政期间，中央还作出了结束文革、小平复出、为“四五”群众平反等决定，这些也不应被抹去。

我个人有一个看法，这三年留给中国的最大财富是：社会宽容。无论是华也好，无论是邓也好，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宽松精神，令人感动。

作为“最高领袖”，华国锋为人温和厚道。虽然他自己的某些观点是错的，但他对于不同意见、不同观点没有进行压制，为思想大解放创造了条件。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没有压制的能力。其实，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做为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身兼党政军最高职务，又在政治局拥有不少支持者，比如掌管部队的政治局常委汪东兴。如果华坚决要做点什么，不敢说绝对办成，也很有可能办成。但是，他选择了尊重党内多数同志的意见。

小平同样体现了这种宽容精神。由于三起三落的独特经历，他可能是恩怨情仇最多的领袖。比如在江西苏区第一次被打倒时，他的第二任夫人跟他划清界限离婚，嫁给李维汉了。后来，邓与李长期共事，李在八十年代还出任中顾委副主任。说实话，换了我，很难做到这点，我很可能会拾块砖去拍他。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时，许多人可能认为他不可能东山再起了，当时郭沫若在《人民日报》登诗：“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何翻案不得人心。”但小平复出后，官方仍然高度肯定郭在文化上的地位。

改革开放时代，最可贵的政治品格是什么？就是宽容。正是由于宽容，中国才能走出文攻武卫、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重恩怨，团结一致向前看。正是由于宽容，不同思想得以争鸣，才有可能在比较中作出客观正确的选择。正是由于宽容，人们才敢于去大胆地闯，大胆地试，用实践检验真理，在无数次试错和纠错中，寻觅前无古人的发展道路。

1978年岁末，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幕。75岁高龄的邓小平成为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他的身边，还有82岁的叶剑英，74岁的陈云，70岁的李先念，64岁的胡耀邦，60岁的赵紫阳。在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落幕之后，另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