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不大。中国这两个差距以前就很大，集体化以后更大，八十年代稍有缩小，九十年代再次拉大，现在据说正在缩小，我个人却感到仍在拉大。苏联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已经不用再从农业身上汲取剩余，工业开始反哺农业。中国则一直拖到2000年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反哺。
——苏联集体农庄实质上是农业国有企业。种什么，何时种，领导说了算。种错了，轻则丢官，重则坐牢。由于国民素质较高，集体农场又易于管理，他们的计划虽然有时荒唐，但总算是一个计划。而在中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国情复杂外加干部素质不高，说实在的，如果在中央层面还勉强叫做“计划”，到了下面，实在没有什么计划可言。中国农村的计划经济，远看是“运动”经济，近看是“命令”经济。我个人判断，中国农业就是一种处于行政命令干扰之下的自然经济。记得以前见过五十年代的中央文件，明确要求全国翻地要翻多深、翻几次、施多少粪肥，等等。
这么看来，似乎中国的集体化没有什么好了。我认为，也不应该对人民公社模式的集体农业一概否定。我知识所限，认为它至少有以下几个历史作用。
一是实现了汲取积累的目的。集体化使农民丧失了土地所有权，自然也没有了要求相应收益的权力。再加上工农业价格制定的剪刀差，使农业积累最大限度地流向工业。国家不与小农交易，而与公社交易，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总之，这是人民公社制度设计的目的之一，这个目的是基本达到了。
二是使农民实现了组织化。说人民公社以前农民没有组织，这话也不准确。比如，农村的宗法制度，也起到了社会管理的作用。但，宗法制度管理下的农村，管理水平有多高呢？我认为水平很低。我们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厚古薄今。这个毛病从孔夫子就开始了，现在还是一样。比如一提到传统农村，许多人就想到田园牧歌，想到淳朴，想到没有污染过的清清河水，还想到小芳。其实，传统的中国农村，发展到明清民国时期，是一种穷途未路、无法发展的农村。你要去住，只有绝望。当时，宗法势力仅限于一些宗族大事，许多社会管理无力解决。清末美国传教士对山东、河北农村考察后指出，由于农村缺乏管理，农民又缺乏合作精神，生产生活条件极差。举例说，他们所见农村，没有一条直的街道，街的尽头往往是一间民房或者一堵墙，却无法通开；由于雨后辗压，村道呈低于地面一尺以上的槽沟状，一下雨就成河，长期无法通行，但无人组织管理；水利设施更是荒废，有的地方就根本没有水利设施。
在人民公社组织下，中国农民大规模开展了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项建设。关于新中国粮食的历年产量，网上可以查到。我的印象是，以1979年为界，面前30年大致翻了一番，1979年至今大致又翻了一番。（大数如此）。当然了，后面那一翻肯定更牛逼一些，因为它的基数大。但是前面的增幅也是很了不起的。有学者认为，前面的一翻，主要增产原因是农田水利建设；后面的一翻，主要增产原因是联产承包制以及化肥、农药、良种的进一步推广。这个观点有道理的。
1949至1979年，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农田水利大建设时期。通过人海战术，搞了遍布全国的大小工程。著名的有红旗渠等。由于认识水平有限，加上极左思想，也弄出来许多问题。比如，不切实际的学大寨运动，破坏环境，浪费人力。盲目的围湖造田，把洞庭湖挤掉一半，朱容基郁闷赋诗：“浩浩汤汤早日现，郁郁葱葱梦难园”。三门峡水库很不成功，淤泥太多不说，尾水还经常倒灌陕西关中。微山湖围湖造田，湖田产权不清，惹得山东人跟江苏人老打群架。河南的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酿成了惊天之灾（有自然原因，也有工程原因和管理原因）。但是，总体来说，由于农民组织化，集中力量办大事，使新中国水利成就空前。具体数据，见《中国水利史》。
象苏联集体农庄一样，人民公社注定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其中原因，分析文章和专著有许多。我更倾向于这样一种更为概括化的解释：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而人民公社不利于人的发展。虽然1949年至1979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教育、医疗水平都有显著提高，人口快速增长，但人民公社这项制度，无论是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在社会生活上、在公民权力上，都对农民有诸多苛刻的限制。其结果，就是中国农民群体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农民群体相比，与本国城市人口相比，差距在不断拉大，因而引发了普遍的不满。
1979年以后人民公社解体，联产承包制在全国推开。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除了耕地集体所有制依然保留，其余东西都逐步走入了历史。
但是，在历史的无意之中，由于人民公社所发挥出来的汲取剩余、组织农民的两大作用，给后来的改革开放留下了三个重要遗产：一是完整的工业框架，特别是重工业能力；二是比较完备的农田水利体系，直到现在，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还得益于这些水利设施；三是劳动力资源，即打破了宗族观念、接受过初级教育、经历过组织化生活训练的农民工。
有印度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优势，形成于改革开放之前。我觉得这个观点不全对，但有一定道理。如果说当年苏联通过集体农庄发展重工业，背景是苏德之间的赛跑，那么中国在1949年至1979年之间，实际上也在无意之中与世界各国赛跑。除了追赶对象欧美国家之外，与我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对手，有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各国、印度次大陆各国、拉美各国、伊斯兰世界各国。四小龙因为政策对头、美国扶持、体量小、起动快，跑到了中国前头。除四小龙之外，中国并没有实质性落后于其他国家。1980年代，中国调整政策，迅速启动，把正准备继四小龙而起的东南亚国家挤了下去，他们真是生不逢时。
第96节就业困局
关于农村合作化，其实还有两个问题没有探讨。一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没有在农村形成类似于日本、韩国那样的农协，而是重回了原子化的小农生产？中国农民如何组织起来？二是，苏联解体以后，集体农庄逐步解体，经过几年议会上的唇枪舌剑和老拳相向，最终通过了土地私有化法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方向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以后在讲到改革开放阶段时再去探讨吧。请兄弟们想想，也给我点思考时间，呵呵。
我们按时间顺序继续向下走。
1960年以后，中国经济领域又冒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就业问题。这个问题冒出来是必然的。前面讲到公私合营时，我就提到了，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全面否定公私合营这个决策。这项工作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甚至比一般人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我认为，国家控制一些重要工业，也不是不可以的，有时是完全必要的，但五十年代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所改造的，都是些轻工业，以及大量的小作坊小商业，甚至是剃头挑子。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有必要国有化的，我不敢说绝对一个没有，但敢说几乎没有。这种糟糕的极左政策，窒息了经济整体活力，严重影响了社会就业；通过影响社会就业，又滞后了中国城市化进程，造成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从而整体影响了当代中国经济面貌和发展态势。
真有这么严重吗？我们来具体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