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我认为，土地改革要同时达到公平和效率两个目标才算成功，就是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同时组织农民，或者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按这个标准，中国在重新分配土地，实现第一个目的以后，紧接着也力图组织农民，但组织方式与国外有很大不同，即人民公社。据说这个名称来源于巴黎公社，革命色彩浓厚。
我曾反复思考：中国农村合作化与日韩农村合作化到底有什么不同，以致于后来命运殊异？我把这个问题丢给一个哥们。过了一段时间酒桌上又碰见他，他说，他认为人民公社与日韩农协最大不同在于：人民公社是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基层政权，日韩农协是经济性质的社会团体。
我摇头。我认为，他所发现的不同是“很大的不同”，但不是“最大的不同”。如果两者最大的不同是这个，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论：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恢复了乡镇基层政府，实质上，就是把人民公社的政治功能、社会管理功能以及一部分经济功能（比如创办和管理乡镇企业），剥离给乡镇政府了。那么原来的人民公社，还应该剩下另一部分经济功能，就是组织农民的功能，这时它就跟日韩农协基本上接近了。那么，它应该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或者换个名字继续存在下去，逐步发展成类似于日韩农协那样的经济组织。
然而实际情况是，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在恢复乡镇建制的同时，人民公社被撤消了。“在经济上组织农民”这个重大功能被悬空了。是怎么逐步悬空的呢？咱们具体分析一下。
在八十年代初期那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中国还没有人对政府职能、非政府组织职能、市场职能进行梳理和界定。确立市场经济都是1992年以后的事儿。当时，通过联产承包，实际上农业经营权已经从公社下放到农户了。撤公社建乡镇时，乡镇把公社功能一古脑地接了过来，其中就包括组织农民的职能。一开始，乡镇还是发挥了这个职能的，虽然很不成功。
比如，乡镇进行产业规划，发展优势产业，建立专业市场，帮助农民卖产品等等。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乡镇干部可没少干这些事。我记得小时候看漫画，就反映这些问题：某乡张书记到任，组织农民挖了一条致富渠。后来换李书记到任，骂声胡球的整，叫人把渠填了建成一条致富路。后来换王书记到任，又骂声胡球的整，叫人把路面挖成了一串致富鱼塘。其实，中国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亲见过，直到2000年以后，仍有乡镇组织农民种桔子种梨，种了又卖不出去，引发农民闹事，把成车成车的烂桔子霉梨倒在了乡政府大门口。
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新闻分析，基本上把这种矛盾归结到干部素质上去，认为乡镇干部都在那里“胡球的整”。其实，干部素质方面的原因当然有，但根本原因是政府错位的问题。基层政府干了自己不该干、而且根本不可能干好的事情。九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深入，许多人逐步搞明白了，开始提倡“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这是对的。但问题是，组织农民是很有必要的，既然不该你政府组织，总要有人组织才行啊。党政系统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提出农业协会、专业大户带动、公司加农户、股田制等办法，还付诸了实施。但总体而言，这些尝试都没有达到有效组织农民的预期效果。（具体原因以后再探讨）
发展到2000年以后，政府完全退了，替补力量没有发展起来，“在经济上组织农民”这个重大功能最终悬空。再加上2006年取消农业税以后，政府通过“三提五统”来协调农民的手段也没了，合作化运动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以农户为单位的“原子化”小农生产的局面。难怪新农村建设最头脑的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缺乏工作的“抓手”。而在这个时候，农村之外，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加速期了，这个局面真他妈太难了。工与农，城与乡，市场与农户，该如何寻求最终契合？
我们还是回到解放初期去寻觅吧。
第93节 集体所有制
前一节，我否定了朋友的看法。我自己的看法是：中国农村合作化与日韩农村合作化最大的不同，在土地所有制上。中国实行集体所有制，而日韩（包括台湾）是土地私有制。这个不同点，也是造成后来中国农村诸多经济社会现象的主因——无论是成绩还是问题。
集体所有制这个东东，农村有，城市也有。宪法规定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有两种：一是国有，或者叫全民所有，二是集体所有。如果你在集体企业干过几年，就知道待遇跟国有企业差距还不小。现在网上看贴的兄弟都比较年轻，估计没有从业经验，很多人根本没有搞清楚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区别。这不怪兄弟们。不是你的观察和理解能力不行，而是因为我国没把集体所有权真正落实到位。比如，农民集体开会一致同意，仍然不能处置集体土地。因此，在一般人眼里，国有和集体看上去长得一模一样，其共同点都是当官的说了算。
我虽然是学经济类专业的，其实也是不学无术，迷迷糊糊。十年前，我接触到一些企业改制案例，才发现国有和集体差别还挺大。比如一百人的小企业，想改个制，搞成全体职工持股。如果是集体企业，恭喜你，股份可以低价分配给大家了，因为从法律上讲这个企业就是属于这帮人的。如果你是国有企业，对不起，想要持股必须给出足额补偿。因为资产是全民所有，全民就是包括本楼主在内的13亿人，理论上，这100个职工只占有企业产权的1300万分之一，所以你必须出钱买啊，不然就算是国有资产流失。
我又扯远了，回到解放初期的农村。
1952年土改结束，合作化运动随即开始。一开始，是农民相互合作性质，不触及产权。1953年，提出建设“初级农业合作社”，这是半社会主义性质。1955年又提出组建高级农业合作社。到1957年，全国绝大部分农户都参加到高级社里。1958年以后，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又合并组建以“一大二公”为基本特点的人民公社。
这个过程不到十年，让人眼花缭乱。我真佩服当时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能折腾啊。贾平凹小说《秦腔》里，主角是个老支书，“土改时他拿着丈尺分地，公社化他又砸着界石收地，国家一改革，他再给大家分地……”真是比伊拉克、南联盟都抗折腾。如果从产权上来看，土改前，是地主私有制，土改后，是农民个体私有制，而到1957年建成高级社，耕地（也包括其他生产资料）就不再是私有制了，而是变成集体所有制了。所以，老解放区的农民拥有土地十多年，新解放区（占农村多数人口）的农民拥有土地其实不过五年而已，还没有捂热，就被收回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的农村合作化，不是建立在土改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否定土改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生产资料进行集体所有制改造的基础之上。1957年建立起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1979年开始的大包干中，并没有受到冲击。大包干“分田单干”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应该是“包田单干”，农民并没有取得土地所有权，而只取得了使用权。这种路径选择的原因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