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土地分配到农户以后，地主和大户不见了，土地拥有者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了，“原子化”程度更高了。这么一看，土改与对小农社会进行整合的任务不是背道而驰了吗？呵呵，我们继续往下分析。

第二个国家目标是工业化战略。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目标，要在短期内建立工业化的完整框架，当时一个可行的出路，就是以农业的积累来发展工业。至于这个出路是不是当时唯一的出路，存在争议。但应当承认，这是最直接、最可行的出路。实际上，世界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当中，也都曾或多或少地利用了农业积累。

但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利用农业积累方面，又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其不同之处有二。一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不仅利用农业搞积累，也利用其他渠道搞原始积累。比如对外扩张和榨取殖民地。而在中国，农业是最主要的积累来源。二是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相对较长，用几个世纪逐步完成，而中国迫于形势，急于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工业化基本框架。这么一来，只能依靠农业来积累，而且时间紧任务重，中国农业所要承受的榨取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谈到过，原子化的小农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管理成本高、经济交易成本高。现在，国家如果决定以农业积累来奠定工业基础，就必须对农户进行管理，与农户进行交易（比如统购统销），这才能达到汲取农业积累的目的。但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政府该去怎么操作呢？如果政府直接与汪洋大海的小农逐个去交易，恐怕汲取出来的那点积累，还不够支付交易成本呢。

无论中国也罢，其他国家地区也罢，但凡要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社会，都绕不过土地改革这一关。印度独立以后，国大党也提出过土地改革的主张，但由于中央政府太弱，利益集团太强，社会结构太复杂，基本没推动。网上新闻说，现在世界有些著名经济学家仍在不断呼吁阿三进行土地改革。传统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无疑是社会发展的障碍，所以必须改革。而改革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综合中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实践，土地改革绝对不是分田去单干那么简单的。

我认为，土地改革目标或者说它最终成功的标志，是两个，即公平与效率。一是公平，以土地这种农村最核心的经济资源，来体现社会公平原则。这种公平，多数情况下体现为耕者有其田。二是效率，就是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把农民组织起来，或者引导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由于农民组织的存在，使农民以一个个组织出现，而不再是以原子化农户出现。“散装大米”变成了“袋装大米”。国家通过组织管理农民，农民通过组织参加交易，从而克服社会管理成本高和经济交易成本高两个难题。

实际上，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区，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或者改革以后），农民组织就迅速崛起了。日本农协创建于二战以后，性质应该属于农民互助合作组织。韩国农协的成立要晚于日本，大约是六十年代（记不清了）。功能跟日本差不多，给农民争利益上不遗余力，经常组织游行抗议一下美国牛肉进口，还把蜂蜜柚子茶推销到中国来了，一小罐45元，我买了，没有他们吹的那么好，兄弟们不要再去上当了。台湾农会也不弱，老想着往大陆推销芒果，在台湾农民群体中影响挺大，蓝绿两党都不敢得罪它。

农民组织较好地克服了小农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而农户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组织，市场讨价还价的能力也极大增强。下面直接摘一段网上新闻：“日本的农协是集生产、加工、销售、金融、保险等于一体的综合机构，农民生产的80%的农副产品是由农协帮助贩卖的，农民90% 的生产资料是由农协提供的，产生的手续费是农协自身运转的主要经济来源。”

中国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情况有些相同，又有些不同。相同在于，都对传统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尽力实现耕者有其田。不同在于，双方意识形态不同，造成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两种道路的不同。所以中国虽然在民国时期就出现过农会，解放区在土地革命期间也成立过农会（政治经济组织），但是在土改完成后，中国并没有继续通过农协、农会等方式组织农民。

中国选择的方式是人民公社。

第91节大跃进

前边这么多节，都是在探讨背景和原理了，基本上把该说的都说清了，具体问题倒是可以简单带过了哈！

对于人民公社，我首先想要澄清一个模糊概念。人民公社与“大跃进”是两码事。就是说，人民公社是一种农民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基层政权组织形式，而“大跃进”是一个工作措施。虽然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有效地推动了“大跃进”，最终酿成巨灾，但是人民公社与创办公共食堂、追求亩产三十万斤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大跃进”结束以后，1962年至1982年的二十年间，人民公社依然存在。

我对“大跃进”的看法是：初衷可以理解，方式不敢恭维，结果不能原谅。说到初衷，即便是现在我本人到了德国瑞士，看到人家山河秀美，城镇如画，也难免会产生冲动：“美英德法宁有种乎，我们中国要努力，快快快发展，撵上这帮孙子！”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受到革命胜利、“一五”一切顺利的鼓舞下，头脑发热一下，倒也算正常现象，可以理解。我认为放在其他国家，领导也可能会头脑发热的。但中国的不幸之处在于，无论是内部也罢，外部也罢，都缺乏对最高权力的有效的制衡力量。外部制衡方面，一些人士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让心里的小花骨朵小心翼翼地开放了一下，结果全国一下子揪出六十万右派，被“引蛇出洞、聚而歼之”了。内部制衡方面，邓子恢副总理说，农业合作化推进是否有必要搞这么快？结果被骂成“小脚女人走路”。此后彭德怀在庐山的悲惨遭遇，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与少数试图制衡者相反，多数人则是迎合者、盲从者和推波助澜者。罗家英在《大话西游》中那句“以配合我佛慈悲的大无畏精神啊”， “配合”两个字用的太精典了。在过去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抡圆了去“配合”领导什么精神的家伙们还少吗？而我们为了“配合”，付出的代价还小吗？这种局面的形成，这些人的出现，背后有深层的文化因素和体制因素，我不再深入分析了。也正是这些因素和这些人的作用，让本来就已经严重跑偏的中央决策，到基层更是跑偏了十万八千里。你敢亩产十万斤，老子就亩产二十万斤。你种的南瓜两头牛拉不动，老子种的葫芦剖开能当船过河。然而统购统销的体制下，在粮食产量上吹牛不是闹着玩的，吹牛是要上税的，统购任务完不成是不行的。再加上大炼钢铁占用劳力、公共食堂浪费粮食，终于酿成了全国性的饥荒。前面说了，我认为结果不可原谅。小平同志提出“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也主要是针对这个结果而言的。

大跃进是中国的一场灾难，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大跟头，几乎要把前面土地改革和一五计划的成果毁掉。现在有人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件事，但我认为，时不时地提一下，对国家大有好处，免得大家头脑发热再搞出一场来。特别是现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政府财政丰盈，还坐拥三万亿外汇，犯类似错误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大大增加。本人能力不行，特此拜托看到本贴子的历史专业的哥们，好好剖析一下，以警醒国人。

第92节小农回归

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呵呵，下面集中力量，探讨一下人民公社这种农民组织形式的前生今世、兴衰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