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程大致是这样的：A，工业化起步以后，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B，农村劳动力投入工业化以后，农村土地逐步相对集中，机械逐步得以运用；C，工业化形成的城市又带来了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农村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农村土地进一步集中；D，当经济和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社会资金开始流入农业，出现集约化农业公司，即农业产业化；同时，当土地集中到一定程度以后，农业业主逐步联合起来，开始形成农业合作组织，比如农业协会；E，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以后，政府财力提升，有能力对农业提供补贴，农业得到反哺，逐步良性循环。
这个过程，是市场和政府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工业化初期，你开工厂需要雇工，而大量的小农依然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生活，不愿跑来让你雇佣。所以资本家和政府就想办法把他们赶出来，比如操纵压低农产品价格让小农破产，又比如英国“圈地运动”。
发展到今天，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个整合过程已经完成。传统的小农经济已经荡然无存。也就是说，农民再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主体，而成为社会经济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农民再也离不开经济交易。比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种植小麦的农民，他会用把小麦卖出去，然后开车到沃尔玛超市买面包吃。他无需亲自去跑市场、签合同，他所在的本地农业协会，负责代表他去与公司签订收购协议，预先保障了市场销路。公司转身又通过粮食期货来规避市场风险。农民们还可以通过与保险公司交易，规避自然风险。总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物流的条件下，农民通过这么经济交易吃到的面包，远远比他自己种植、加工出来的面包质量好而且成本低。这与十八世纪时华盛顿总统亲自经营农业庄园时期的美国社会有着本质不同。虽然我没有看到历史记载，但我相信华盛顿吃的东西主要是他自己种的。
再看看我们中国吧。前几天看到一则新闻，某个地方桔子滞销了，一个领导亲自到农村调研。这个傻逼站在桔园里，腆着个肚子，教导一帮农民说：“你们一定要注意市场需求！要多收集市场信息！要切实转变观念，不要坐等人家收购，要去跑市场。要关注市外的、省外的甚至国外的市场！”看他那个德行，我真想脱下鞋来抽他。只种了三亩桔子的农户，你让他怎么研究国内国际市场？卖桔子的钱够他跑一趟省外的路费吗？
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举步维艰，农业协会一类的组织发育迟缓。对一家一户的生产者而言，交易收益就那么几百几千块钱，而对面复杂多变的全国甚至全球化大市场，经济交易的成本实在太高。无论是朱总理还是温总理，都强调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增收问题是他们最头痛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根源，从最最根本的一点来讲，是传统的、以农户为单位的、原子化的农业生产，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环境的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对小农社会进行整合的历史任务，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没有完成，或者说我们正处在完成这个任务的关键阶段。那么，对这个问题百年以来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近年来，有些学者发表文章，对人民公社、合作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重新评价。我不赞同一些过激的观点，比如有人非得把历史结论颠倒过来，这不客观，有哗众取宠之嫌。但是我同时也认为，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人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在深化之中，有必要对既有观点进行再审视、再思考和局部修订。
中国对原子化的小农社会进行整合，有自发和自觉两种。
自发的进程，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在建国之前，自发的具体形式，一是城市工商业特别近代工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农村地主和城市富裕者向农村土地投资，收购农田。比如刘文彩，他是四川省主席刘湘的叔叔，还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哥哥，既富且贵，家有一万多亩农田，号称地跨三省。仅管如此，这些变化对于“原子化”结构的触动，几乎是微乎其微。费孝通先生在论文中写道：“全国拥有100亩农田以上的地主，据陈振汉先生推算约有80万人，占农业人口的千分之三。”
自觉的进程是民国开始的。当时，社会凋蔽，民不聊生，国内许多政要和学者对中国农村提出了改造方案，有的还付诸行动。比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和陶行知的平民教育运动等等。
梁漱溟在山东、河南搞了实验区。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跑到山东邹平去搞乡村建设的目的，不是整合改造传统小农社会以建立现代社会结构，而是试图改造和振兴传统的伦理社会。也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基础，梁在建国以后不赞同毛在农村推行合作化、汲取农业剩余以发展重工业等国家政策。两个老朋友发生了激烈冲突。老毛一生气，说了一大堆尖酸刻薄的话。老梁一生气，在政协会议上当面指责毛主席没有雅量。扯远了。仅管梁主观出发点不是改造社会结构，但他的乡村建设内容中，有创办农村信用社、合作社、治安组织等措施，这些措施本身具有整合农村社会的作用。但是中国农村社会太庞大、太复杂，在战争不断的民国时期，仅凭几个学者的力量，再加上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一笔友情赞助，是很难有实质性的推进的。
无论自发或自觉，直到1949年，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什么大变化。还是用刚才那个一船大米的例子，到1949年，这1万吨大米粒中，顶多也就是有几百吨被分装进了麻袋，成袋堆放，其余的仍然直接躺在船仓里面。
有个兄弟向我推荐了《四千年农夫》这本书，多谢！这是一本好书。东方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天人合一的共生观念，是我们的一笔传统财富。我打算在以后探讨环境问题时聊这个话题。这本书和本贴不矛盾，但它们讲的不是一个问题，一个是社会经济结构问题，一个是农业生产模式问题。我认为在东方国家，对传统的小农经济进行整合以后，仍然可以继续采用精耕细作生产模式，比如日本的现代农业。这不矛盾。
我还要强调这么一个观点，对小农经济进行整合，不一定取消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也不一定非得去搞美国和苏联那样的大型联合农场。可以肯定，农户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主体，是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因为交易成本太高。但是，如果通过农业协会、专业公司、公司加农户等方式，把市场调研、生产决策、信息管理、交易销售、市场开发、市场维护等职能剥离出去，让农户不再是经济主体，而仅仅是一个手握合同的生产主体，应该是行得通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在探讨当前农业困局的时候再细说。
第90节合作化3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的中国社会结构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占90%、以原子化的小农生产为主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国面临着两个重大国家目标之间的冲突。
第一个目标是土地改革。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主体是农民。即农村包括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了发动农民支持和参加革命，土地问题是革命的核心问题之一。换句话说，“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一项重大政治承诺，这是党对中国比重最大的社会群体所作出的承诺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所以，解放后势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将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我们前面分析过，打破封建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东亚各国（地区）都搞过，只是方式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我也是土改的受益者。我记得小时候我家有一处“老宅”。老宅就在几里外的城边上，当时已经卖给别人，但院子里的几棵枣树仍是我家的，所以中秋前后我可以去打枣，这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事情之一。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老宅其实就是我家祖祖辈辈的家。而爷爷在城里的房子，是土改时分到的。这个新房子当时是一个两进的院子，解放时房主跑到国外了，他家后来划成地主，房子就分给了两户贫农，中间打墙隔断，南北分别开门，成了两户人家。我爷爷是党员，发扬风格，选了北院，所以大门只好朝北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