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前面几节的内容，建国以后至“大跃进”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在经济领域办了三件大事：一是通过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通过“一五计划”，开始着手构建现代工业框架，三是通过公私合营，对私有工业商进行产权改造。我个人的看法是，基本肯定前两件事，基本否定第三件事。
随口说一句，虽然我这个贴子是把三件事当成经济问题来观察的，但从当时工作出发点上来看，国家领导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手段，无论是土改也罢，156个项目也罢，其实都是革命时期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的延续，没有使用多少经济手段。
再往下写，已经到了最不好写、最有争议的阶段。小平认为这些事情不好去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这个指示正合我意。因为我知识粗浅，说细了就要露馅，所以粗而论之吧。
1957年，“一五”胜利结束。三件经济大事中，农村土改和一五计划的诸多大项目立竿见影，使中国的工农业战线热气腾腾、蒸蒸日上，而第三件事情（公私合营）窒息经济活力的不良后果，要再过若干年才能充分显现出来。所以当时的经济形势，看上去很好，“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全国漾溢着极大的乐观情绪，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严重地估计不足。
回望当时的中国。上层，是一个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丰富、国民经济管理经验不足的职业革命家团队。中层，是一个主要由刚脱下军装的军人组成的、思辨力不强但执行力超强的行政体系。下层，是一个刚刚试水工业化的、文盲率极高、易于盲从的农民社会。国家通过公私合营，又排斥掉了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经济决策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决策层再小心、再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也是难免要出问题的。不幸的是，此时的最高决策层，被“一五”期间的巨大成就所鼓舞，“全党头脑发热”（小平语）。1958年，中国经济乘胜进入“二五”时期，一再提高粮食、钢铁等生产目标，公开提出了“超英赶美”口号，大跃进狂飚席卷全国。这个跟头栽大了。直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排在新中国经济史上最大的一个跟头。我希望它永远都是。
话题很多。这里只想简单探讨一下农村合作化运动。对于农村的合作化，应该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人民公社只是历史的一节而已。
人类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的结构很好玩，也很精密。虽然有许多政治家和社会学家都在玩命研究，到现在，我们仍然不敢说已经完全掌握了这台机器的全部秘密。不然美国经济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乱子，以致于格里斯潘的讲课出场费都一跌再跌了。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体量太大，可研究的东西就比外国更多，研究的难度就更大。不幸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又是重思辨而不重调查研究的，所以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古代社会学文献少之又少。呜呜！
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关键是对农民的研究，所谓得农民者得天下。有句话已经应验了两千年。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49%，“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到达了临界点。然而，我相信，即便如此，在今后二十年或者更长时间，农民问题仍然会是中国头号问题。而且，人的思想行为的变迁是一个过程，有时比较漫长。前面贴子里我曾引用过网上流传的江苏贪官给儿子的信，“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当今中国，对于农民社会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可以应用于城市社会管理的许多方面。
在世界任何地方，中国也好，西方也好，阿三也好，伊斯兰世界也好，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社会结构都是大同小异的。如果让我来概括一下，大致就是：上面是一个国家，可以是封建小国也可以是大一统帝国，中间是10%至20%的城镇人口，主要由手工业者、商人、宗教神职人员、官僚行政人员组成。下面是80%以上的农业人口，主要包括地主、自耕农、雇农。我这里的“上中下”是指社会人群，不是指贫富结构，城里也有要饭的，乡下也有刘文彩。
这个社会结构是一个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社会结构的主体是小农，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农户。拥有土地的农户，实际上自己可以决定：种什么、种多少、何时种、何时收，收获以后卖不卖、卖多少、要多少价钱。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农户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经济主体或者经济法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社会经济主体太多太多、太小太小的社会。所以，有人也把中国传统社会叫做“原子化社会”。
这个角度，是从社会微观视角来说的。与宏观视角上的“大一统帝国”构成了很有趣的对照。如果硬要我想出一个比喻，就好像把一万吨大米直接装进了一艘万吨巨轮的船仓里，注意，米是直接倒进去的，不用麻袋也不用集装箱。如果让你直接去接收这批一丝不挂的米粒，你肯定会不知所措，比较茫然。
在古代世界其他地区，无论是农业区还是牧业区，社会结构大体如此。为了方便起见，我下文中也管它叫“原子化社会”吧。这种原子化社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它的经济主体太多，社会碎片化，造成两个成本太高：一个成本是社会管理成本，另一个成本是经济交易成本。这个不用我论述和举例了吧，你们懂的。
社会管理成本太高，解决办法就是：不管理。具体操作上，一是自然形成的小国寡民。二是放权，通过分封，缩小管理规模。不管怎么样，就是要缩小管理半径，成本也相应降低。三是“国权不下县”。在国家政权之下实行有限自治，西方是靠教会，中国是靠宗族。
经济交易成本太高，解决办法就是：不交易。通过自然经济，男耕女织，自种自吃，自织自穿，实现最大程度的自给。除了少量的商品需要向走街串户的货郎交易一下，其余东西都不用花钱。需要赶集去交易的，无非是铁制农具、盐、医药之类。其实，这些东西仍然可以自己想办法解决。铁制农具，极为粗笨，只要不丢，注意防锈，上辈人可以传给下辈人。盐，可以到盐碱地里刮白末末自己回家去熬，直到解放后许多地方农民还这么做。我妈曾经告诉我，根据她小时候的经验，墙根上风化出来的白末末，也可以刮来熬盐，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没有试过。药品，可以上山自采，也可以不用。直到现在在许多农村，农民仍然奉行“小病拖、大病扛，扛不过去见阎王”。我小时候常到农村小住，那个时候，一个节俭的农民家庭可以一个月时间不花一分钱。想吃西瓜，自己又没种，可以拿麦子去换。总之，原子化的小农社会，经济交易是被最大限度压缩的，不是人们不想交易，而是社会交易成本太高，所以合理状态应该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从上面可以看出，传统的原子化社会结构，是与近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在根本上相互冲突的。社会由传统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势必要求对这种传统社会结构进行改造。这是一道绕不开的问题。进入近代以后，西方也罢，中国也罢，都先后遇到了这个问题。
第89节合作化2
怎么才能把原子化的小农社会进行整合呢？
先看欧美发达国家。首先，这个过程十分漫长，经历了几个世纪。其次，这个过程不是自动的，也不是完全自发的，而基本上是被动的，是被工业化城市化踹着屁股，驱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