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土改也存在问题，我认为比较突出的是：一，速度过急。这场涉及3亿人的改革，到1952年就基本上打完收工了。当时，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虽然比较紧张，比如与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上互殴，但是比当年革命根据地面临的形势要好得多。党已经完全掌握了全国政权，并不需要像根据地时期那样，急于通过土改求生存。如果推进慢一些，会更从容更细致。二，手段激进。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的土改措施比较接近苏联，以没收再分配为主，并对地主进行了严酷的斗争清算。赎买手段、补偿手段不多。地主被迫交出房产，还必须打扫得干干净净才行，时称“扫地出门”。我同意在实际工作中“纠枉难免过正”，但我认为过多过少还是不一样的，许多问题应该可以避免。三，土改成果没有稳定住。到1950年代末全国又掀起了合作化运动，农民分到手的土地又归了公社。这样，土改后农户真正拥有土地的时间，短的只有五年，长的不过十来年，就去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
第82节基层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还发生了一件被大家忽略了的重大事件，就是乡镇作为政权机构的最终确立。这个事情，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注意的不多，只有行政区划专家偶而提一下。我认为，它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化，是一件很大的事。
乡，大家不陌生。这个词先秦就出现了。秦朝县下设乡，乡下设亭。此后历朝，县以下都有这种区划存在，只是名字上有区别，有时候叫乡，有时候叫别的名字，比如里、都。但是，在1930年代之前的两千年中，中国基层政权始终是县，所以唐成县令是七品芝麻官。乡真正在法律上成为一级政权，始于1930年代和1940年代民国政府的一系列法令。但当时军阀割据，战乱不止，所以各地的乡公所有的没建立，有的不健全。真正全面建成是在新中国时代。
那么此前的“乡”是个什么东西呢？两千多年的事情一句话也说不清楚，我概括起来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宗族和乡绅的自治组织，搞点社会公益事业，搞点社会矛盾调解，同时还义务性地承担一点县衙派的公干。第二种，工作情况跟第一种完全一样，不同之外是有几个人从县衙拿薪水，所以这几个人可以看成县政府机构的延伸。我们现在有“驻村干部”，当时这些人相当于县上派下来的“驻乡干部”。总之，古代，乡要么是自治组织（大一统集权体系中的有限自治），要么是半自治组织，而不是一级政府。
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体制，在高层，是皇帝的“家天下”、官僚的“父母官”；在基层，是家族联合的“乡治”、家族的“村治”、家庭的“家治”。我在前面的某个贴子里讲过，中国古代“国权不下县，县下靠宗族”。县以下的宗族这个基本单位，是古代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石。
话题探讨到这里，许多兄弟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县和乡中间，就是国家（或称皇权）和族权的分界线，而乡级政权的建立，实质上是国家政府权力突破了两千年以来的传统分界线，打压和侵占了宗族势力的生存空间。
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基层政权包括省、县、乡三级（地级市至今没有解决法律地位问题）。党是靠农村武装斗争起家的，不但具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做后盾，而且对农村情况了如指掌（这一点国民党很弱）。再加上建国初期强硬的镇反、土改、剿匪、打击会道门等运动，宗族势力对政权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乡级政权和村级党支部迅速取代了乡村宗族势力。
如果我们从农村社会结构这个角度去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建国以后特别是前三十年的历次改革和运动，政府会有表现出如此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种动员能力，深刻影响和改造了中国农村社会，特别是体现在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妇女地位、农田水利建设、扫除文盲、清除黑社会、农村教育和医疗、计划生育等方面。在决策失误时也酿成了巨大灾难。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个问题：就是乡级政权的建立，是社会趋势和各国普遍做法。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大量增加。比如传统社会中，一个县建一所“县学”即可，乡下全靠私塾，而现代社会政府必须向城乡居民提供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从理论上讲，乡级政权与居民自治并行不悖。目前我国居民自治问题比较多，解决途径可以探讨，但我认为不能因此否定乡镇的进步意义。
改革开放后，乡镇面临问题极多。一是财政不能自给。二是设置太滥。有的丘陵大县，拥有160多个乡镇，随着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必须撤并。三是冗员太多。四是有责无权。不少乡镇干部穷于任务，“催粮催款，刮宫引产”。这些问题，逼得湖北乡镇干部李昌平在九十年代上书朱容基总理。我们将在以后的贴子中探讨。
第83节一五计划1
好了，农村的事情先放一放。让我们回到五十年代到处都是小平房的中国城市和工厂。
如果按15%的城市化率计算，解放时全国城市人口是7000万，而今天是6亿，还不包括上亿的流动打工人口。所以当时中国城市很小。我的家乡是一个北方地级市，现在市区人口40万，而1947年底被刘邓大军解放时，城关镇居民不足1万，他们还拥有2万多亩耕地呢。
当时，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体系极不完备。教科书喜欢列举出钢产量来证明一穷二白，平均每人一把菜刀。当然，这个数据是“8加3”战争破坏之后的数据，民国好点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惨，但工业极度落后是基本事实。
我爸七十年代到东北当兵，当时东北有一句歇后语：“小丰满拉闸——全完”。可见当时松花江上的丰满水电站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小时候整天听老爸说丰满水电站了不起，后来上学时专门查了资料。这个电站是三十年代日本鬼子帮满洲国修的，当时装机17万千瓦。解放后苏联专家指导扩建到50万千瓦。就这50万千瓦，还是由许多小型机组拼凑起来的。五六十年代，丰满是中国头号水电站，李鹏总理当时在那儿当副厂长和总工程师，真是很牛的工作岗位啊。
直到七十年代，黄河上的刘家峡电站建成，我们才算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百万千瓦大型水电站。5台机组，总量120万千瓦。八十年代末，我上初中，地理图册上关于国际能源那一张图，用一个绿色圆点表示一个百万千瓦水电站。我一看，靠！美国和苏联，每条河流像一串绿葡萄，而我们只有刘家峡、葛洲坝那么稀稀拉拉的几个小点，真是自卑死我了。所以，美国反坝专家指责中国建水电站的鬼话，兄弟们千万别信。他们自己修得电站比谁都多，他们在北美大陆破坏河流生物多样性比谁都凶，他们国家的大河基本上变成了钢筋水泥下水道，还他妈的有脸去指责别人！哦，我扯远了，以后谈到环境问题时再细聊吧。如今，三峡水电站32台机组，每一台单机都是70万千瓦。与丰满一比，差距就看出来了，当时中国工业确实相当相当的薄弱。
前面我在分析计划经济时提到，一套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如果依靠市场自发推动，需要漫长过程。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通过集权体制和人为顶层设计，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构建工业体系框架，是一种比较自然的选择。当时印度尼赫鲁也想这么干。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因素，以计划经济发展现代工业，就成为中国人的自然选择。
1953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承载着中国人强国之梦的“一五计划”拉开了大幕。
苏联援建的156个重大项目，是“一五”的重中之重。这些项目，受援于苏联，但并没有受制于苏联；起步于“一五”，但并没有局限于“一五”。这些项目本身以及续建、改建、扩建、拆建、迁建、技术改造等后续项目，延续了几十年，深刻影响了今天的中国经济，许多企业至今仍然是国力的象征。
据网上资料称，156个项目名单是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来的。如果是真的是这样，我不得不佩服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战略眼光。这些项目当中，有许多项目根本不是一般的国家所必要的。提出这些项目的指导思想，就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来定位的。这些项目主要集中于装备制造、能源、冶金等行业，也有化工、纺织、制药、电子、航天、交通等领域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