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道佛三教，尤其是道教和佛教，都具有明显的迎合社会的倾向。比如关公很受中国老百姓欢迎，所以三教都把他拉去奉为神灵，活像一个知名学者名片上印着的一堆头街。我还听说，近年来佛教也推出了自己的财神爷。虽然宗教有必要迎合社会，但它毕竟是一种精神层面“形而上”的东西，应该在“引导社会”和“迎合社会”之间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不能完全像企业那样办事。
探讨得差不多了，我的结论是，中国传统伦理型社会发展到1949年，虽然很保守、很迷信，但是与同时代的印度、伊斯兰的传统宗教社会相比，还是要易于改造、易于发展得多。所以1949年以后的中国，也包括周边的亚洲四小龙，现代经济的起动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地区。
这个优势表现在：一，宗教对于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比较小。建国以来，中国在建设和改革上，基本上不需要考虑儒道佛的影响因素。这在印度文化区和伊斯兰文化区是很难做到的。二，宗教对于社会管理的影响较小。前几年，我代表单位跟别人打官司，去参加开庭，结果去早了，正赶上前面一个庭审。是一个著名寺庙的和尚跟一个女施主好上了，为了能还俗当夫妻，他们合伙把女施主的老公干掉了，这个和尚被判了死刑。当时方丈带来几十个师兄弟来听庭审，平静地听完，平静地离开。我感到，当代中国，宗教因素对国家行政、司法的影响是很小的，“以教干政”问题在中国不可能发生。三、中国这种讲究伦理的世俗社会，人民普遍务实重利，不拘泥于宗教，对发展现代经济有利。
一个问题总有两面，劣势当然也不小。除了顽固保守的旧观念之外，深层次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伦理社会的宗法体系，本质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中国缺乏法治传统。即使有人提倡法治，往往也是在人治的前提之下，上级依法来治理下级，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有的领导在立法时，根本没有打算自己也去遵守。二是人们在道德上缺乏自我约束力和终极敬畏感。这个问题历朝历代都存在。以前，家里好呆还有个灶王爷监督一下，举头三尺有神明，但传统伦理体系在文革中被打破之后，来不及新建或者重建，紧接着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时代，出现了价值观念混乱、社会道德沦丧等一系列问题。
第81节土地改革
前面我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突出特点“伦理型社会”讲完了，其优势和劣势也简单点到了。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对农村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改造。这是个大话题。前三十年，是土改、人民公社以及历次政治运动；1979年以后，是大包干、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农民工、农业产业化、城市化。总体感觉是，前三十年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改造社会结构，1979年以后则是在开展各项具体工作时，客观上冲击了农村社会结构。由于面太广，不好一起说，按照经济发展脉络，碰上哪桩说哪桩吧。
由于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九成，土地改革无疑是建国初期涉及面最广的运动。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社会。历代最终得能天下者，根本原因是他比对手更了解农民，更善于发动和利用农民。今天，中国城市化率虽然达到49%，但上溯三代，绝大部分人都是农民。所以，中国现在这个市民社会，是一个头上的高梁花子还没有掉干净的市民社会。在许多问题上，你如果把市民当成农民去研究，可能会更靠谱一些。
前段时间，网上广泛流传的江苏贪官给儿子的信，我无法考证其真假，但是许多观点那是相当深刻。其中有一条写道：“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
我又扯远跑题了。
新中国的土改是解放前土改的延续。根据公布的资料，土改涉及人口规模大致是解放前1.5亿，解放后3亿，基本覆盖了大陆农村。由于农民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又是农民的中心问题，所以土改路线至关重要。我们学中学历史时，都背过土改路线，我记不准确了，大体是，秋收起义以后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抗日战争期间出于团结抗日的需要，改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解放战争期间改为没收地主土地，耕者有其田；解放后立法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从土改路线可以看出，老毛相当务实。“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内涵丰富。虽说农民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但打土豪是会掉脑袋的，人家凭什么跟着你打土豪？关键是能分田地。所以，从革命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分田地是为了打土豪；而从革命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打土豪是为了分田地。双方的目的和手段是不一致的。老毛能够在湖南江西干得风生水起，就是因为他精准地判断了两点：一是革命最需要农民，二是农民最需要土地。从这两个基准点再往下推论，那就是：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给农民带来土地才行。
有论者认为，老毛在解放前的几十年，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每一步棋，都像电脑计算外加激光测距那样精准，几乎没有破绽，所以最终胜出。而我更欣赏他的务实性和灵活性。比如，自1927年秋收起义以后，土地路线一直是党的工作大方针之一，大方向从来没有变过。但到了抗战期间，出于团结抗日需要，暂停了分田工作，改为“双交双减”。抗战一结束立即恢复，而且收没地主土地的力度更大，以争取民众投入解放战争。
网上有人认为，解放后毛和邓主政期间的政策大相径庭，何谈“继承”？实际上，毛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他了解国情，灵活务实，不拘于任何教条。四人帮的“誓死悍卫”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恰恰背离了这一点，可以说只是得其皮毛，而小平则是得其精髓。后来，十七大总结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精髓就是“事实求是”。这个话是总结到了点子上的。
再多说一句，我们通过学习领会“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背后的利益诉求，还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任何改革（或者革命）都是一场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势必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必有阻力；同时也势必维护和发展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必有动力。改革家就是通过调整政策，来调整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我们再用这个观点，就可以理解土改的燎原之势、人民公社的惨淡收场、大包干的如火如荼。我们还可以理解2000年以后中国面临的“改革缺乏动力”难题的根源——当改革深入到教育、住房、医疗等社会领域之后，到底维护了多少人和哪些人的利益，又损害了多少人和哪些人的利益呢？
扯远了，回来。由于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乱世，新中国建立时农村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从当时的城市规模和工业规模来看，中国第二、第三产业不可能吸收大量无地农民。他们无论是留在农村还是漂在城市，都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不利。实际上，当时中国、印度、伊斯兰文化区的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传统的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问题。仅在东亚地区，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台湾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尽可能实现耕者有其田。所以我认为，建国后继续推行土改是一个正确和必要的决策，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对解放和发展中国生产力具有正面作用。土改具体情况，书上已有介绍，我就不去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