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目前还是一个传说时期，虽有诸如二里头之类的考古发现，但还不足以完全证明这个文明国家（而不仅是部落或部族）的真实存在。这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留给我们的遗憾。关于这个耗资巨大的国字号文化工程，争议文章很多，骂的人也是一大片。但我觉得它还是有成果的。已经出了好几本书，很有趣，有兴趣的兄弟可以看看。“夏商周断代工程”无法证实伟大的夏朝，这不是专家的问题，而是目前考古证据的问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总不能学习韩国人去发明创造出证据吧。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就更无从考察夏朝社会生活和宗教问题了。
商朝，目前的考古证据比较多。《史记》所载的商王世系表，得到了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的佐证。我们至少可以对商代后期（建都于殷的时期）的社会生活考察考察。出土文物表明，当时的殷商社会，是一个极重巫术的社会。自然崇拜和原始巫术，是许多古代宗教特别是多神宗教的源头。商王凡事都要占卜，所以给咱们这些后代留下了一堆又一堆、一坑又一坑的占卜工作记录。我认为，如果中国按照商朝这个作风继续走下去，后来是极有可能发展成宗教社会的。
商人为了将中国搞成宗教社会而不懈努力，无数的大乌龟为此牺牲。然而，这个进程被牧野的战火给烧光了。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夏商周年表》，周武王与商纣王在河南新乡附近决一死战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
商重巫，周重礼。周王不信巫术。周人在部落家长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宗法制度，即“周礼”。它的特点，是通过繁琐至极的形式主义，来体现奴隶主阶层的社会等级秩序。周礼几乎涵盖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祭祀、结婚、出兵、盖房、种地、来客、出行、发丧，都有严格礼数，办不到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如果你去试试，肯定会累死。总之，真还不如像商朝那样直接算一卦省事。我也不知道周人是不是喜欢这些东西，反正孔子极其拥护，振臂高呼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这句话还给中国小孩留下了两个很有意义的可选名字：“郁文”和“从周”。我估计，中国的乌龟比孔子更加拥护周礼。
周代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形成期。商末，中国各地的部族应该是很多的，而且许多部族都很强大。例如夷人、巴人、庸人，从其活动范围来看，应当不比周人小。但历史偏偏选择了周人。周重礼法的特点，使中国向伦理型社会逐步发展。东周春秋时，孔子儒家思想的诞生，正是这种社会氛围的产物。有人认为，是儒学促成了中国伦理型社会。这个观点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早在孔子出生之前的几百年，中国社会已经呈现出浓厚的伦理型社会（宗法社会）氛围。所以儒学能够产生于周，而决不会产生于商。这个伟大东方学说产生后，又反过来推动了伦理型社会的进一步形成和巩固。
“成于汉”，这个好解释。先秦诸子学说，秦始皇虽然一视同仁，一把火都烧了，但他实际上接受了法家思想。而汉代初期，尊崇黄老之学，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时期，最终决定，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孝治天下。这个国策，就是要建立一个伦理主导的社会。汉武帝是在对各类学说的比较中，做出了一个取舍决定。所以，周是自发的，而汉是自觉的。此事，董仲舒功不可没。
但是，“成于汉”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成而不立、立而不久的可能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很大的。东汉佛教传入了中国，洛阳白马寺建立；汉末时张陵又在四川鹤鸣山正在创立了道教（时称五斗米道）。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任何宗教发展成熟以后，就会本能地努力扩大信众规模，开拓发展空间。张陵建立道教后没几年，他的孙子张鲁就在汉中建立了割据政权，政教合一，以教治民。他让每个人交上五斗米入教，遇到天灾可以得到一系列救助措施。我想，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以个人缴纳和政府统筹为基本手段的社会保障制度。张鲁统治汉中三十多年，被曹操给端了。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到鼎盛，许多分裂政权极度崇佛，“南朝四百八十寺”是也。在这个分裂时期，中国社会已经接近了以佛教为主导的宗教社会，或者说已经形成了不算稳固的宗教社会。同时，由于佛教势力与世俗政权的利益冲突，以及佛教与儒学、道教的冲突，从汉代以后到北宋之前这段历史上，中国出现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周世宗共四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
这四次灭佛，都是皇帝发动的政治运动，由国家政权力量直接推动，那是相当惨烈。一经行动，全国寺庙几乎拆毁殆尽，如果留到现在能挣多少门票啊。我去山西佛光寺参观，其大殿是唐代建筑的正版货，绝无山寨。梁思成和林徽音发现它时轰动了海内外建筑界。那雄浑的挑檐，粗旷的斗拱，朴拙的房梁、以及让人眼花的隼接，真让我崇敬得五体投地。我在那个小山村呆了大半天，一直看到颈椎劳损，天快黑了才走，再不走就坐不到车了。然而，这个大殿其实不是正殿，它只是在唐武宗灭佛时残存下来的一个配殿而已，你可以想像当时的佛教有多么兴盛。
第79节伦理型社会3
汉代之后到宋代之前，大约是一千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有很多次，中国社会走到了宗教社会边缘，但又掉头跑回来，就这样摆来摆去的。中国“大一统”帝国是到隋唐基本定型，而伦理型社会是一直拖到宋代才定型。所以我说“定于宋”。
——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等大儒创立了程朱理学，将儒家学说推向了第二个黄金发展期，进一步巩固了在中国主流文化里的核心地位。同时，陆九渊也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他的思想在明代被王阳明继承，开创了另一个儒家巨派：陆王心学。朱熹编定的四书五经，成为此后一千年间中国学校的标准教材和伦理型社会的坚实基础。宋真宗同志还亲自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国认真做好儒家经典的宣贯工作。他指出：“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他最后强调说：“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由汉至唐，佛教禅宗经过“六祖”衣钵相传，到唐代的第六祖惠能（就是吟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那位师傅）将其推向极盛。晚唐时，禅宗占据了汉传佛教的主流，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宋代时，禅宗开枝散叶，形成什么五宗七派之类，阵容相当壮观。我没有研读过，就不胡乱发挥了。
——张鲁降曹以后，道教虽然传播很广，但长期隐而不显。道士们在山沟沟里搞了不少科研项目。仙丹吃死了不少名人，炼丹过程中还多次出现炉膛爆炸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后来认真总结教训，发现除了有一次是孙悟空的人为破坏，其余事故都是配方问题。结果中国人意外地发明了火药。终于挨到了唐朝，陇西李氏与老子认了亲，道教迎来了发展机遇，涌现出陈抟老祖、吕洞宾等著名道士。你不要以为吕洞宾只是个四肢发达的海上漂流选手，他理论水平高得很，还有著作传世。到宋代，道教进一步发展，著名的茅山派兴起，极大地带动了后来的香港鬼片电影创作。到了宋末，王重阳创建全真道，他的徒弟丘处机当上了成吉思汗的国师，百忙之中还抽空去教给郭靖武功。
总之，到了宋代，儒道佛经过千年碰撞，像三块尖石头碰成了三块鹅卵石，终于和睦相处了。其实质，是三教在长期博弈中，逐步找准了自己的社会位置，这个自我定位又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因此得以共同发展繁荣。儒学成为正统文化主流，但它不是一个宗教，而是国家教育内容，儒生通过“读圣贤书、做帝王师”来影响政治。佛道两教则基本上放弃了以教干政甚至控制政权的想法，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