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系”加上宣传因素，使中国人对西方的主观认知与现实落差很大。有人真以为人家水深火热。一个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写信给国内，头一句话是“美国垃圾堆里有冰箱！”当年，姜文主演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主角是一个体制内的音乐家，辞职跟着夫人出国陪读，在美国刷盘子。时间真他妈快啊，这部电视剧转眼快二十年了。姜文挤跑黑人从垃圾堆里抢到电视机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
总之我认为，中国人对前三十年的认识不太全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一样，是列强为争夺世界“狗咬狗”而开始，但结果却根本不同，渐渐打成了一场世界解放战争。战后，中国、伊斯兰和印度三个被殖民被压迫的文化区，国家独立浪潮势不可挡。后来甚至连处于部落社会的许多非洲国家也独立了。中、印、伊三个文化区，当时基本上处于同一历史起跑线上，大家面临的课题是一样的：既要摆脱西方又要学习西方，既要摆脱传统又要继承传统。合起来就是，既要战胜敌人又要战胜自己，难哪！如果，我们把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放在包括中西伊印四个文明区的大背景下来看，放在中国社会结构嬗变的大背景下来看，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感触。
让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1949年站在历史起跑线上的中国经济，以及与经济密不可分的中国社会，大体是一个什么样子。
第77节伦理型社会1
话头讲到这里，引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第二个突出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大一统，前面已经探讨了。第二个特征是伦理型社会而非宗教型社会。当代许多经济问题，都具有深层的社会结构原因。中国社会的这个特征，是我们解释和思考经济问题的重要出发点。所以我把这个非经济的问题留到这里来聊。
十几年前，我出差到嘉陵江边的一个小城。周未无所事事，搭三轮车跑到城边的一个古寺闲逛。花五块钱进门，边走边看。收费打卦、花钱进香、佛堂小吃、旅游纪念品，我都不感兴趣，就跑到钟楼上去看江景。楼上门楣上有副对联，下联记不住了，上联是“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旁边，又竖了一块纸牌：“敲钟一次，收费两元！”我不禁哈哈大笑，赶紧用相机拍了下来。现在我还着这张经典照片，有时候一边看着它，一边琢磨着精神生活与经济生活的暖昧关系。
在人类传统社会中，无论是西方、伊斯兰或者印度文化区，都可称之为宗教社会。我对宗教社会的界定是：要么政教合一；要么全民信教而且宗教组织对社会有强大支配力（甚至高于政府）。西方世界曾长期陷于宗教社会，即漫长黑暗的“中世纪”，迫害了哥白尼，烧死了布鲁诺。后来，通过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才逐步摆脱了宗教控制。再后来，通过长期磨合斗争，逐步实现了宗教与社会制度的结合与互补。在伊斯兰和印度文化区，绝大多数国家今天仍然是宗教社会。而且近几十年来，还多次出现了世俗政权向宗教政权的回归现象，如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和阿富汗的塔利班运动。
中国是世界古代史中独一无二的例外，不是宗教社会，而是以儒学为基础的伦理型社会。中国也有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但它们没有取得对中国人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性地位。（部分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按说宗教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宗教的味道却不太对劲，基本上靠走下三路来务实发展，让人感觉不到“形而上”的味道。如果兄弟们不好理解，我又想起一个例子来。
十年前，我去逛五台山。山下有一个庙，具体名字记不清了。庙里的主持是个高僧。我觉得这个高僧才是真正的搞宗教工作的料。当时，别的寺庙都收门票，唯独这个寺庙不收门票。有些游客喜欢胡乱敲人家的钟，别的寺庙贴的告示是“乱敲法器，罚款五十”，而这个寺庙贴的纸条是：“乱敲法器者有过”。当时，我看到“有过”两个字，感到心头好像被重重地点击了一下。“有过”是自我认知的精神层面问题；而“罚款五十”是外在的物质层面问题。境界高下，判若云泥。据我观察，这里虽不罚款，但游人老实的多，谁也不想在佛前“有过”。
但是，能像这样把宗教搞出“形而上”味道的寺庙太少了。就在那次旅游中，我又转到了另一个更宏大的寺庙。大殿里佛祖面前，供着几十个易拉罐的可乐和雪碧，明晃晃地垒成金字塔形。我正站在那里发呆，满脑子里胡琢磨着，要是如来佛享受供品，“啪”地拉开一罐，再“滋”地呷上一口，该有多酷啊。这时突然响起了“跑马溜溜的山上”，只见念经的师傅从迦沙里掏出一个手机：“喂，你来了？工程的事基本定了。中午一起吃饭再聊。不不不，你不用管，我来安排，老地方。要不要派车接你啊？噢你有车啊，那十二点吧。”
郭德纲在相声里挖苦出家人：“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不烧香进来看看也是好的！”其实，中国许多寺庙还真是这样的。
第78节伦理型社会2
在上一节中，我举了几个亲历的小例子，是想说明中国社会不是宗教社会，而且中国的宗教也没有“形而上”的味道。我的看法是，这在中国、印度、伊斯兰和西方四大文化区的古代传统社会中，只有中国是独一无二的非宗教主导的伦理型社会。
这比较奇特。因为人类社会在那个低水平发展阶段上，是很容易被宗教力量控制的。而在中国，不是社会生活被宗教化了，而是宗教被社会生活化了。可能有的兄弟会提出这样一个质疑：我举的小例子都是当代的现象，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经过文丨革丨冲击以后才形成的，不能代表中国古代的普遍现象。
我研究过这个问题。古代社会的中国人，当然肯定比现代人对宗教虔诚得多，但是这并不足以改变古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它仍然而不是一个宗教社会。兄弟们都或多或少看过元代剧本和明清小说，这些文学作品里描述生活场景，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里面有许多关于涉及宗教的描写，以及对宗教人物的描写。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观察：一，从描写的内容来看，古代中国人虽然宗教活动颇多，但宗教并不能控制社会生活。比如小市民为了争地皮跟寺庙打官司，比如道士和尚为了挣钱给人当媒人，比如道士祈雨不灵被村民暴打一顿后轰走。二，这些作品本身就是一个证明。当时的作家，可以毫无顾忌地把儒生、和尚、道士描写成为骗子、大盗、淫棍、狐狸精等，这在当时的西方、印度和伊斯兰世界是很难想象的。西方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这方面才开始放宽，比如雨果《巴黎圣母院》中那个被推下钟楼的邪恶的大主教。而在印度和印斯兰世界，宗教方面的文学创作禁忌至今仍然很多。
中国伦理型社会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长期历史发展逐步形成的。我认为，中国古代伦理型社会“源于周，成于汉，定于宋”。这九个字是我个人拍脑门想出来的。我没有去检索过，也不知道学术界是怎么看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真不是抄的。
下面，来具体探讨一下我这个看法。
一是“源于周”的问题。各个文明或者各个国家，肯定会有许多不同。这些不同的出现，有其历史根源。而这些历史根源的出现，则有很大的偶然性，可能是碰巧。有人认为，中国社会文化性格源于先秦三代，即夏、商、周。而我认为，实际上就是源于周。周的文化性格决定和影响着后来三千年的中国社会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