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因，仍然是国家经济主权不完整，外国工业品强势入侵。不仅欧美产品在中国倾销，新兴的日本的大量工业品也倾销到中国来。所以中国人多次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一些中国商人看到，反正竞争不过人家，不如与国外合作，做跨国公司的中国大区销售代理。实际上，代理权也不是人人都能拿的到，多数都被外国人认为有利用价值的大官僚家族的成员拿到了。由于国家经济统治阶层具有明显的买办性质，在经济发展决策上，水平甚至还不如晚清四大名臣。晚清名臣们还致力于发展军工、重工、钢铁、造船等强国产业，而民国买办们更倾向于“造船不如买船”。有研究资料称，民国末年的重工业制造能力甚至还不如晚清时期。
后来，人们把内因里提到的那些家伙称为官僚资产阶级，外因里提到的那些家伙称为买办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一种，而且是最坏的一种。
第74节民国经济3
历史学家总结说，旧社会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前面几个贴子来看，“三座大山”的论断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
民国乱世之中，中国人始终在追寻强国之路。作为后进国家，我们取经的目光就在先进国家身上转悠。当时的世界范围之内，主要有两种思潮并存。我们把他们称为自由主义、集权主义。这两个思潮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的两套社会发展的解决方案。这里我们只讲经济。
自由主义，我们在前面的贴子里曾经谈到过它。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对应着市场经济模式。美国、英国、法国是典型代表。美国是市场经济的新代表和优等生。建国后140多年，美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终于在1910年前后（一战之前）在经济规模上超越英国，跃居世界首位。
这里随口插句题外话：从美英易位的历史过程来看，美国在一战之前在经济上超过英国，但英国仍是世界老大。美国又等待了三十年，中间出手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才在1945年完全取代英国，成为半个世界的老大，另外半个是苏联的。然后，又打了四十多年冷战，拖垮苏联，才在1992年成为无人挑战的世界老大。所以咱们中国人必须有长期心理准备，即使有一天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离取代美国的老大地位还差得很远呢。
集权主义，是既古老又年轻的一种模式。说它古老，是因为在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之前，西方和东方各个文明区内的国家，无论是王国或者帝国，实质上都是集权主义的体现。而说他年轻，是因为他在自由市场经济之后，又以历史批判者的身份出现，强调国家权力强势干预经济运行，以推动经济发展达到国家事先设定的目标。苏联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典型。苏联在建国后，在不断击退叛乱和外国干预的同时，短时期内奇迹般地恢复了经济，建立了强大的工农业，特别是军事重工业。苏联建国不到十几年，国力已远远超过了沙俄时期。
当时，集权主义的经济模式还有另一个先进典型，就是德国。德国在纳粹党上台以后，用军事化手段管理国民经济，政府全面干预经济。他们成立了各种行业的经济管理局，扩大投资规模，用行政手段推动国家垄断企业和私人垄断企业做大做强。1930年代，德国创下了国民经济五年翻一番的惊人成绩，在一战废墟上再次崛起为世界强国。许多人只记得希特勒今天闪击这个，明天闪击那个，其实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如果兜里没有马克，除了自己的腰他什么也闪不着。这段经济史在网上有许多资料，有兴趣的兄弟可以研究一下。
当时的中国人，是怎样看待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这两种经济发展思路的呢？我没有深入研究过。我的判断是，集权主义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无疑更有吸引力。从实用的角度来看，集权主义属于“起效快”的那一种。苏联和德国，都是在十几年时间里迅速崛起。考虑到人家的工业基础和人民素质，中国实在比不上，那么，我们慢一点，花三十年基本建成一个现代国家总可以了吧。当时的中国，面临着日本步步紧逼、伪满独立、边疆不稳的严重生存威胁。当时的时代主题，是救亡图存，是解决怎么活下去的问题，没有工夫研究怎么活得更舒服些。在短期内，即使发展不成世界强国，至少也得能跟日本比划比划才行。中国如果像美国那样，要通过一百多年慢牵牛式的发展才能成为世界强国，估计在肌肉发达之前已经被别人打死N次了。
民国时期的中国人更倾向于集权主义的经济发展思路，至少还有三个方面可以佐证：一是孙中山晚年也对苏联模式很感兴趣，提出了“联俄联共”的主张。二是蒋介石曾经一度对苏联、德国发展非常推崇。南京政府曾派人到德国学习。蒋经国等人留学苏联。三，也是最能证明这个倾向的，就是历史事实，新中国建立后决定采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
如果从深层次来分析，这种选择有历史惯性和文化因素在里头。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帝国惯性，使中国的政治精英更加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目光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更加倾向于推动经济发展而不是让经济自己发展。更加倾向于构建经济格局而不是让经济在自我发展中逐步形成某种格局。特别是在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想让政府仅仅去做一个“守夜人”的角色，是不现实的。即使政府有此心，广大民众也是很难接受的。
如果从更深一步的层次分析，这种选择则是保守心理和超越心理的神奇对接。十九世纪封建王朝没落之后，集权式的管理模式似乎已经宣告无路可走。但是，废旧立新永远是人类社会最难最难的功课。不管是传统思维的惯性也罢，不管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触也罢，反正变革阻力是很大的，阵痛是难免的。然而，你想不落伍，你想活下去，就必须这样做。正在进退维谷之际，我们突然发现，原来集权模式同样可以打造世界强国，而且还可以更快、更有效地打造世界强国。这就活像一个生性酷爱喝酒的人，正在为了健康原因被迫戒酒时，突然被告知，根据专家最新研究发现，喝酒不仅不用戒，而且还有利于身体健康。
不光是中国。上面的两个层次分析，也适用于伊斯兰和印度文化区。许多国家选择了计划经济发展思路。比如印度，尼赫鲁提倡的所谓印度式的社会主义，就是欧美式的选举民主加上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当然他的计划经济在实施中没有苏联那么绝对化。埃及的纳赛尔也有一套经济政策，大同小异。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也门、伊拉克等众多伊斯兰国家，在国家经济管理中也使用了计划经济的手段。六七十年代，世界上这种国家很多。
其实，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两种经济发展思路，如果合在一起构建一个模式，就是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传统的计划经济和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分别位于这个模型的左右两个端点上，这两个极端情况都是不可能百分之百达到的。大家的分歧所在，就是政府对市场如何干预、干预哪些、干预多少的问题。到1990年代以后，这个问题逐步清晰，人们去探讨是尺度问题，而不会再有人就两个端点孰优孰劣的问题开展争吵了。然而，在当年，我们的曾祖父和祖父那辈人，在经过了民国乱世的长期求索之后最终做出决策时，恰逢冷战两大阵营对立，两种思路非此即彼，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或者说，历史选择了计划经济。
胡适是极力鼓吹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也可以说是民国时期传播、翻译、介绍、阐发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个主义像一棵心爱的兰花草一样种在了中国。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注定了在那个年代，这个主义不可能真正被中国人理解和采纳。胡适也不得不发出了深深的喟叹：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