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节计划之失
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描述了许多社会不公。很不好意思，我没读过原著，我小时候看过小人书。记得在小人书最后一页，画的是，经历了无数磨难的主人公终于长大了，英俊小伙子站在俄罗斯原野上，遥望着地平线。下面配的文字是：“我当了三年监工，已经十八岁了。面对人间的肮脏龌龊，我不甘袖手旁观。我要狠狠地给它一扫膛腿，拔剑出鞘，干涉人间的不平。”（我的记忆力好强大啊）。
传统计划经济是人类的一次气魄宏大的制度设计。通过计划生产，避免市场经济模式的资源浪费，实现按需生产，从按劳分配逐步向按需分配过渡，实现人间的公平与正义。任何一个怀有“经世济民”报负的革命家和理论家，面对眼前种种社会不公，进行深入思索时，自然而然地会想到这一步。但不幸的是，这种旨在使“物资极大丰富”的制度设计，一经付诸实施，不管社会原来多么富庶，几年时间之后就会变得什么都缺。从苏联、中国、古巴、越南到朝鲜，光辉理想，惨淡现实，人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
计划经济中，生产是依照计划来定的，而计划是依照对于社会需求的统计和计算而定的。从理论上讲，很容易讲通。但实行起来就很难办。因为我们对于各类社会产品的近期、中期和远期需求掌握得不是很准，或者说，很是不准。古巴、东德之类的小国还好办一些，特别是中国、苏联这类超大型国家，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更不好统计。
记得以前看过一篇论文，是对建国初期福建一些县接到的统计上报任务的研究。比如，全县已怀孕母猪数量，这个还好办；而接下来要上报全县明年可能会怀孕的母猪数量，这个就很难办了。你即使能控制猪的*生活频率，也无法控制*生活的结果。这种胡乱要求各种数据的做法，当时十分盛行，今天仍然有所遗存。官场潜规则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你接到一个加急文件，要求上报一个根本不可能统计出来的数据（比如可能怀孕的母猪数量），或者在给定的时限内根本不可能统计出来的数据（比如今天下班前上报全县前五年所有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年度销售额及利润情况）。这时你可以有两个选择。一，如果你很有担当，可以根据以往经验，或者没有经验直接拍脑袋，编一个数据报上去。二，如果你经验更为老辣，你可以如法炮制一个紧急通知，发给各乡镇政府，命令他们上报数据，由你来汇总。别忘了，一定要在通知上注明，要求各乡镇安排专人，认真负责，确保统计准确无遗漏，由乡镇主要负责人签发，加盖公章以后上报。这样以后即使出了事，起码你已经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经济形势和社会需求是随时变化的，即使我们用完全准确的数据去搞预测，都很难搞准，何况数据还大有问题。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决策效果就可想而知了。有一个苏联笑话，当年红场阅兵，都要拿出最最可怕的先进武器炫耀一下。前面是坦克，然后是火箭炮，再后面是原子丨弹丨，最后却列队走来几个戴眼镜夹皮包的人。据介绍，这几个同志是国家计委的。看来，计委的破坏力比原子丨弹丨都厉害。
兄弟们在学校肯定学过，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生产盲目扩大与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而我国当前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时按老师要求背下来，倒没有觉得怎么样。现在突然回想起来，不觉笑出声来：这意思不就是他们东西多的卖不出去，我们东西少得买不着嘛！也真难为理论家们，把大家都知道的问题讲得高深费解。眼下，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生产能力大得吓人，不知道课本上这个“主要矛盾”的提法与时俱进了没有？
上学时，我仅从计划经济操作层面上分析，脑袋里冒出一个疑问。如果说计划面临着信息不全不真的问题，不能与实际需要相吻合，那么在理论上，生产多了与生产少了的概率是一样的，社会应该是有的产品太多，有的产品太少。可实际情况却是，计划经济几乎是全面的短缺经济，人称排队经济，这是为什么？
这就引出了计划经济另一个更要命的问题。就是社会激励问题。如果说生产计划的科学性问题，还有改进余地，那么社会激励问题则是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问题，很难解决。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表现是收入问题。我小的时候，经常跟着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我喜欢吃炖排骨，奶奶经常拉着我去买。记得当时，猪肉店是国营的，好像叫县副食品公司第几门市部。这个商店在京杭运河边的小街上，门口有棵大槐树。他们八点上班，七点半以后窗口就会有人排队。等到八点过，才见售货员小董，骑着自行车叼着烟卷慢慢悠悠而来，锁好车踱进后台，然后很久才换好行头，然后又要很久才把今天的肉解开，一点都没有疱丁解牛的效率。由于我奶奶认识小董，我总能吃到挂肉比较多的排骨。肉店的邻居是一家理发店，是街道集体所有制的单位，同样有几个慢悠悠的同志守着，他们总在报怨没有肉店的国营职工待遇好，所以积极性更差，总有人在坐在长椅上排队。当时有笑话说，理发一半下班了，叫顾客明天再来。这个情况我倒没有见过，我只见过理发师一看快下班，一个头理不完，直接拒绝服务，叫你明天再来。
……三十年后，我生活在南方都市里。由于工作太忙，经常加班到深夜一点才回家。我喜欢在楼下的烧烤摊吃几串，喝瓶啤酒。烧烤摊烟气腾腾，反正只要有人吃，他决不走。由于像我这样的顾客太多，所以他们一般要靠到三四点，这种小摊被称为“鬼饮食”、“夜不收”。我吃着烧烤，看着夜色如水，看着旁边的水果店里的水果西施。这个美女老板一般会在晚上一点开始收拾关门，一边收拾，一边东张西望，希望发现一个半夜突然想吃西瓜的主。
恍然三十年啊，中国社会变化还是挺大滴，都让人觉得不真实了。我沉浸在小市民的回忆中。总之就是那个意思吧，收入不能与绩效直接挂钩，员工身份又相对稳定（铁饭碗），基本相当于终身雇佣。这种情况下，企业法人和职工个人都没有积极性，社会生产效率普遍低下，财富创造能力不能发挥出来，这是造成产品短缺最重要的原因。
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改革。不仅中国有，其余计划经济国家也或多或少搞了改革。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许多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其国有部门和国有企业这方面问题也很突出，例如撒切尔夫人就对英国铁路部门的作风深恶痛绝，大举改革，想一卖了之。这说明，这是个经济体制问题，跟民族宗教以及是否实行普选民主关系不大。
仅从工资入手进行改革，效果并不理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已经上中学了，工资改革也搞了几轮，国有和集体企业仍然是老样子。我妈当时在国营工厂工作，我每天放学经过厂门。工人们在下班前半小时，就聚集在厂门口等着走。厂长发话不许早退，所以厂门口地上有条白线，几百人就站在白线以内聊天，像一群准备比赛的马拉松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