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节几点回复1
这一节不往前聊，回头聊几个网友提到的问题。因为可能是我没有把事情说清楚才引起争论的，所以有责任再说几句。
第一个是关于明代藩府人口问题。关于明代藩府人口，网友们有争议，所举的数字相差百倍。更有网友把我随口提到的一篇论文的原文和作者都找出来了，厉害啊，网上有高人。这个问题可以讨论，没有必要非要拿到定论。以前，中国有些学人总想把论文写成历史事件的追悼会主持词，起到盖棺定论之效，既不必要，也不可能。
有一点我坚信，就是明代后期，需要农民和工商业者（财富生产者）供养的白吃阶层的数量是很大的。这个阶层既包括皇室和藩府人口，也包括庞大的官僚阶层，以及依附于官府的编外人员。至于究竟有多少人坐而享受，可以讨论，但“十羊九牧”是明末的基本历史事实。
第二个是关于汉字的拼音输入法的问题。我分析了拼音、五笔两种输入法的工作思路差异，我并没有判断谁好、谁不好，所以拼音党不用生气。由于拼音输入法不需要专门学习和练习，使用者要多于五笔。这几年，拼音输入法的改进速度要快得多，比如联想式的词组输入，我试过，很好用。其实从理论上讲，两种输入法的改进空间同样都很大。拼音输入法改进更快，主要原因可能是它的使用者更多，市场需求更大。以前我上学时，打字和开车之类的东东，都属于专业技术，所以还有人组织比赛。现在这些技术都是社会生存必备技能了，也没有人再有兴趣搞比赛了，所以不知道两种输入法如果再比赛一下结果会如何。
三是关于“五胡乱华”这种提法是否含有民族沙文主义的问题。有兄弟认为，同化、五胡乱华这种提法本身有沙文主义。我思考了一下。同化这个词呢，本身倒没有什么方向性的特指，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现象都存在。但这个词用到探讨汉族形成的文章里，就暗含了同化的方向性，所以我接受这个批评，以后改用“融合”这种更中性的词，看这样好不好？
至于五胡乱华，我认为这个词应该没有什么沙文主义。虽然历史上没有联合国和国际公约，丛林法则盛行，打打杀杀常见，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事件上，总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是非曲直。比如五胡乱华，是指南北朝时期，生活在长城以北、陇原以西的游牧民族，大举侵入中原农耕区，对汉族进行掠夺屠杀。虽然汉族在后来反击中，也曾出现过攻击平民的现象，但总的来说，这段历史是谁侵犯谁，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所以五胡乱华这个说法应该没有问题。同理，我们不能因为女真人也是中国古民族之一，就否定岳飞抗金的正义性，就认为《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也是沙文主义。
另外，在字面上五胡乱华里这个“胡”字是不是存在歧视？我认为不存在。因为北胡、西羌这种一类的词，是古代对域外民族的泛指，比较中性。胡乐、胡服骑射、胡萝卜、胡椒，看不出贬意。今天中国仍有一个民族叫羌族。建国以后政府改掉了许多可能含有歧视的民族称谓，如果这种称呼有歧视，早就会改了。
第66节大一统总结
前面的几节中，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原因，与四分五裂的小国林立局面有关，而东方则存在对外无竞争、对内控制力强的大型帝国。我又认为，在东方，中国古代帝国又与伊斯兰和印度的帝国不同，隋唐以后基本是封而不建，帝国之下以郡县制实行一元化统治。我又认为，形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存在占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而形成主体民族的根本原因是汉字。现在我又认为，这个问题基本说得差不多啦，该全面总结一下，结束对“大一统”的探讨了。
前面强调过，探讨“大一统”里不能诞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要宣扬分裂有理。如果从世界两千年历史来看，中国特有的“大一统”具有明显的优点和缺点。
我认为“大一统”最大功绩，是集中天下之力，打赢了几场事关民族生存的恶仗，保卫了民族生存空间。其实中国运气不是太好，在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几个的强悍游牧民族，都跟我们是邻居，院墙就是万里长城。先是匈奴，从战国打到东汉；再是突厥，从北朝打到唐末；然后是蒙古，从南宋打到清朝。其实还有一个强悍民族就是女真，后来叫满洲，从北宋打到明末，清代融合成一家人了，所以没有把他列进来。
有人可能主观认为，游牧民族人口少，社会发展程度低，打赢他们不足为奇。错了。人类历史在进入近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最强悍的民族恰是游牧民族。如果双方在操场上列队，每20个汉人围定1个匈奴，围好以后，吹哨开打，这就比较好办了。但实际战争不是这个打法。当两个国家进行对抗时，不是比拼双方的家里都有些什么家当，而是比拼双方的家当里面有哪些可以拿出来有效参与对抗。换句话，就是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动员能力。如果不能有效动员，人多是不顶用的。
冷兵器时代，骑兵战斗力远远高于步兵。而游牧民族恰恰是人人自幼精熟骑射，马又是整个国家（部落）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和财产。再加上游牧部落之间打打杀杀的煅练，整个民族就是一支部队。农耕民族就不一样。首先是缺马。也不是没有马，问题是数量少、质量差。农耕社会中，马的作用不如牛，牛不仅能拉车（慢点），还能犁田。所以要专门想办法去弄马。为什么古代中国把云南四川砖茶列为战略物质？因为通过茶马交易，可以搞到战马。其次是中国农民不善骑马。不掉下来摔死就很不错了，更不要说边跑边射箭。等长大了参军现学，比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敌人差得太远。
农耕社会一般比游牧社会拥有更多经济财富。但这些财富在打仗时用不上。比如军需物质供应。游牧民族在长期游牧生活中训练了机动中的自给能力（有兴趣的兄弟看看蒙古骑兵研究文章）。而且他们一般是入侵者，可以在农耕区就地补给。而农耕民族的士兵，不能自己解决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年诸葛亮发明木马流牛，军粮仍然供应不上。如果主动出击去到草原大漠，后勤就更困难。
骑兵和供给只是两个方面。国家动员能力包括动员的速度、动员的数量、动员的质量等多方面。绝大多数方面，农耕民族都不占优势。不光中国人头痛，西方、伊斯兰和印度的农耕文明国家，在游牧民族面前都是被动挨打。被汉朝击败的匈奴西迁到欧洲以后，盘踞在匈牙利一带，四出侵略，所向无敌，被称为“上帝之鞭”，打得罗马帝国最后崩溃。西突厥人征服了整个中亚和西亚，建立了塞尔柱帝国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这两个突厥帝国是世界史上相当重要的国家，留下了今天的伊斯兰文化区的众多突厥语系国家。蒙古骑兵把世界四大文化区的主要国家打遍了，让全地球都知道了成吉思汗。
游牧民族当年给中国造成的生存危胁是相当严重的。可能要远远大于近代的日本鬼子。相对而言，古代中国人面对游牧民族的反击是卓有成效、可圈可点的，特别是相对于其他三个农耕文明而言，是相当出色的。由于“大一统”，中国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更有优势，组织起来的反击力度相对更大。历史不是数学，不能用等式和不等式进行推算。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汉朝打跑了匈奴，一百多年以后匈奴又整垮了罗马帝国，就想当然地得出汉朝强于罗马帝国的结论。因为历史阶段不一样。就像我现在去把一个95岁的拳王打趴下，并不能证明我的拳术更高明。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战果是非常明显的。
历史上几次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定性反击，比如西汉时期卫青、霍去病、李广北伐匈奴，东汉时期窦固、窦宪北伐匈奴，唐代李靖、李世基北伐突厥，清代平定准噶尔汗国，都是处在大一统王朝的鼎盛时期。我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大一统局面，如果是小国林立的状态，以分散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是很难集中调动如此之大的物质力量组织反击的。
即使南宋灭于蒙古，其组织抵抗的能力也是可圈可点的。当时，蒙古正处于顶峰时期，在世界范围内，灭大国只要几年，灭小国只要几月。世界各国中，南宋距离蒙古最近，而他顽强抵抗长达几十年时间，还取得过在钓鱼城战役击毙蒙古大汗蒙哥的辉煌战绩，大一统制度的体制力量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