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以了防止“大掌柜”不负责任或者被竞争对手挖走，山西票号又出现了给予大掌柜干股的作法，谓之“身股”。后来，为了稳定职工队伍，“身股”又推广到工作多年的熟练伙计。东家的“银股”和大掌柜的“身股”，实质上就是现代企业的以资金入股和以人力资源入股。“银股”可以转让和继承。“身股”不能转让，人在股在，人走股消。两种股同样分红。“身股”由大掌柜扩大到伙计们，实际上是通过员工持股来稳定队伍的产权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时的世界（清代中后期）是相当先进的。我所涉猎的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企业微观管理制度方面的知识不多，至少我没发现同时代西方出现过这种产权安排。如果有知道的兄弟，欢迎探讨。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当时，中国金融体系方面没有落后于西方。到1990年代，我国国企搞产权改革，涌现出许多产权改革创新的典型，其中包括争议很大的经营层持股和全员持股，其实这些所谓“创新”，两百年前就已经在山西大行其道了。
如果继续举下去，例子还很多。这些例子说明，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些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差异，实际上并不是他们的根本差异。
再回到上一节那句话：人类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实质上就是社会财富的制造者逐步取得越来越多的财富占有权和支配权的过程。再联系爱迪生那个小话剧，我认为：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根本差异，并不在于分配份额或者分配形式之类的东东，而是在于财富创造者保卫和支配自己财富的能力不同。换句话说，封建经济中，社会财富创造者无法有效保护自己创造的财富，无力对封建权力进行有效制衡，无力抵制皇权、贵族和官僚等阶层胃口的无限膨胀。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其经济制度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实行分权制衡，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位兄弟回贴说：“经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财产的合理分配上”。这句话说的很对，但是我认为，我的表述可能更到位，因为我强调不是体制，而是维护自己利益的能力。能力是原因，体制是结果。只有社会成员拥有这种能力，才能形成相互制衡；只有真正的制衡，才能形成非暴力博弈和平等协商；平等协商最终相互妥协的结果，就是合理的制度和体制。
反过来说，如果社会成员没有这个能力，就无法形成制衡和平等协商，强势一方单方面出台的制度，势必有损弱势一方利益。即使从国外引进先进制度和先进体制，由于社会成员没有能力制衡，无法形成有效监督，制度也会走形。
举个例子：股市。
全世界都承认，股市是人类的伟大发明。股市出现以后，使社会分散资金有效集中起来，投入到拉动社会发展的项目上，使人类社会表现出排山倒海的力量。比如，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铁道股票是美国股市最抢手、最稳定的龙头股。全美国方方面面的钱，通过铁路股票投到铁路建设上，高峰期每年建成铁路1万公里以上。美国最多时候，拥有铁路30多万公里，一些铁路修了又没有运输量，所以后来又拆掉10万公里，形成了今天20多万公里的规模。要知道，咱们中国苦心发展这么多年，到今天铁路还不到10万公里呢，还没老美拆掉的多。可见股市集中资金办大事的强大威力。
股市应该有资格算是一种“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了吧？但是，如果社会成员没有足够的维护自己财富的能力，没有办法对利益集团进行有效制衡，那么股市就可能走形，沦为圈钱工具。这样就会造成两个问题，一是圈来的钱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而受损失的投资者无可奈何；二是公众可能不再相信股市，“入市需谨慎”，或者干脆不入市。这样，这个先进制度就不能发挥先进作用了。
再进一步说，有价证券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投资渠道。如果权力腐败导致有价证券的公信力降低，社会资金不敢进入，势必引起储蓄率居高，而且可能迫使社会资金转入其他领域。比如转入房市，推高房价。而银行储蓄、房地产又是以保值为主要目的的投资方向，不可能像股市那样直接把钱引到扩大社会再生产的项目上去。这种情况就是社会资金浪费、有钱没放对地方。这些问题，以后我在探讨中国经济三十年发展时还会涉及到。
第58节帝国困境1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财富生产者的自保能力，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我仍然是举例子，一个例子接一个例子，呵呵。例如：明代藩禄问题。
藩禄，即藩王的俸禄，是明代一个特大号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明代根本上讲，不是亡于李闯王或者八旗兵，而是被藩禄压垮的。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通过藩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财富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和工商业者）没有制衡能力，不劳而获的白吃一族，是如何疯狂扩张，最终把繁荣的经济彻底压垮的。
我们来具体说一说。明朝的时候，皇帝的儿子如果不幸没有竞争当上皇帝，就封为藩王。我在前面贴子里说过，隋唐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大一统专制帝国，封而不建，有王无国。明代也是如此。由于第三任皇帝朱棣自己是从燕王打升级打上来的，生怕再被别人偷菜，对藩王管得更严厉。
明代，首先是藩王没有就业机会，被国家强制养起来，不许从事“仕、农、工、商、兵”这五业。其次，他们没有自由。如果被封到哪儿，比如封到了湖广地襄阳城，那么他就要常年住在城墙里面。最多到街上转转，无故不能出城，出城就算造反。要知道，古代城墙以里的面积只有巴掌大。省城一般有几十、十几平方公里，府城一般只有几平方公里，州县城墙以内一般只有几百亩。总之，很小很小。例如明清时代的“江北一大都会”东昌府，就是今天的山东聊城，古城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广西永宁州，城墙之内只有一百多亩，还没个中学大，有兴趣的兄弟自己看看去，这个古城离桂林不远。
你想想，古人没电视，又不能打网游，又不许就业，又不许出城，大活人成天呆在巴掌大的地方，总得干点什么吧？碰巧了，藩王都有一大群妻妾。于是，这些哥们真没有白姓朱，生孩子生得飞匝匝。有的藩王不到50岁，竟有三十多个孩子。数初的几十个藩王，到明朝灭亡时连同府丁家眷，需要社会供养的人口竟达几百万人。具体数字不好估计。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学者发表的关于“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的论文，他估计，明初建立的山西三个藩王府，到明末，广义人口近一百万。如果是真的，就太吓人了。山西省财政养不起他们（今天山西省也够呛），宗藩要钱，省政府不给，双方找皇帝打了不少官司，还发生了暴力冲突。
宗藩只是一个方面。明代的皇室、官府的膨胀也相当厉害，这帮人都不创造财富，却锦衣玉食。而创造财富的老百姓，负担越来越重，却无可奈何，又不能像欧洲人那样用脚投票迁走。所以，但凡有点想法的人，都是让儿子苦读四书五经，争取早日跻身白吃一族。山西平遥古城精美的院落，来自晋商经商收入；福建汀州宏伟的土楼，据专家考证，建设经费可能来自当地烤烟收入（光靠闽西那点梯田哪能盖起这种大楼）。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些古建筑的楹联门楣上，看到的都是有关读书进仕的话，却看不见一句关于经商挣钱的话。这种现象，可以隐隐看出当年工、农、商这些创造社会财富行业的精英们尽可能从被搜刮的地位上逃离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