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中国，在分裂时期，也有国家竞争的生动例子。比如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各国纷纷求贤图强。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诞生了影响中国的先秦诸子。而后来大一统帝国时期，这种思想自由的时代气息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究其根本原因，是知识分子处境不同。前者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让你后悔死；后者是此处不留爷，明天爷饿死，不得不去为五斗米折腰。人才如此，小民亦然。孟子对梁王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意思是，不能用国界来限制人民。换句话说，你这个国王当得不好，老百姓可以用脚投票，跑到别的国家里去申请绿卡，你派兵守着国界也拦不住的。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有个割据国家叫南汉，国土是今天的两广。这个小国继承了唐代广州的外贸传统，控制了中国南海贸易，使广州继续成为世界贸易大港，因而富得流油。可惜南汉皇帝不争气，光吃喝玩乐，最后被北宋灭掉了。如果五代十国能够延续更长时间，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南汉（也可能是吴越等其它国家）的某个君主，可能会善待外商，发展贸易，将税金用于军备，从而取得武力上的相对优势。而那些被打得鼻血长流的邻国，可能会开一个会，总结教训，然后改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好多收点税招兵买马去报仇。这种国家竞争，可能使工商业者取得更大权力，逐步刺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由于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中国工商业者从来没有像欧洲人那样获得与官府讨价还价的本钱。他们虽然富裕，但没有任何政治权力，而且随时可能被宰割，就像曹雨村笔下葫芦案里的小财主冯渊一样。中国民谚“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生动地表明了这种关系。直到今天，民营企业家们有时仍然会面临这样的窘境。中国古代城市，除了极少数纯工商业城市（如佛山、汉口、景德镇），基本上是行政中心，因行政而兴，如果行政单位一撤销，城市就会迅速衰落，甚至不留一砖一瓦，因为他没有独立于行政资源之外的经济活力。建国后，山东、河南一些古老的县被撤并，今天这些失去了行政资源支撑的老县城，基本都沦为普通乡镇，有的甚至沦为村落。
顺便说一句，上述分析，只是想探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世纪产生。绝不是宣扬中国分裂有理的意思。在以后贴子中，我还将专门分析大一统制度的历史功绩和局限性。
第57节资本萌芽3
人类社会经济，怎样才能加快发展呢？如果我们通盘看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能创造更繁荣经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创造财富与拥有财富两者相关程度更高的社会。换一句话说，人类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实质上，是社会财富的实际创造者逐步取得越来越多的财富占有权和支配权的过程。
在奴隶制经济中，奴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被强制劳动，除了获得一点保证不冻死不饿死的衣食外，创造的所有财富都归别人。干活任务全是他的，分钱分粮时他倒变成了打酱油的。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们没有任何生产热情，也没有任何发明创造的热情。如果有创造，也是怎么去偷懒，比如巧妙而不露痕迹地破坏生产工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是这么一个情况，难怪奴隶社会的一个王朝延续五百年也看不出明显进步。
到了封建社会和大一统帝国时代，农民虽然依附于土地，但毕竟有了相当大的人身自由，农产品除了交租纳赋，剩余归己。无论是“三十税一”、“十五税一”的比例租金制，还是一亩五十斤的固定租金制，农民只要多生产，做大了基数，自己所得的份额肯定会增加。这个时代的城市工商业者，除了纳税以外其余的收入能够自己支配。相对于奴隶制，劳动者对自己制造的财富的占有权和支配权大大增加了，因而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在中国的几个帝国的黄金时期，出现了租谷山积、库币绳腐的兴旺景象。
但封建社会的问题在哪里？我在上学时，曾经自己编写了一部小话剧，叫做《爱迪生在中国》。爱迪生疯狂发明的年代，正是中国清末洋务运动的年代。假如天公真的听从了中国人的劝说，来一个“重抖擞”，给清朝不拘一格地降下了这么一个人才，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某省某府某县，爱迪生发明了他的第一项发明：自动收报机。他赶快去官府请求专利。发明家尤其是一文不名的草根发明家，必须依靠专利费才能生活和继续工作。但县令收下了他的申请书，请他回家等着审批。因为没有人情关系，也没有送礼，这个专利等了两年才批下来。而他准备出售专利时，竟然没有人买——因为市场上已经有这种产品了。他一调查，发现生产者竟是县令的侄子！他去状告这种侵权行为，结果县令与法官是老同学，案子一审两年毫无结果。他终于忍不住到省城拦轿告状，巡抚大人热情接待了他，真诚表示同情和义愤，请他回家等着依法办理，但状纸很快又转回到县里。几经折腾，爱迪生负债累累，孩子失学，老婆也跟人跑了。他发疯一样抽着自己耳光，痛哭流涕地说：“让你发明！让你发明！”经过一番痛苦的心路历程，他虔诚地捧起了四书五经。
……十年之后，一个年轻的发明者把专利申请书递到了爱迪生县令的案头。爱县令漫不经心地问：“这个人有关系吗？没有？那先放两年再说吧。”
这个小话剧其实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就是封建经济的问题在哪里、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先进性在哪里。如果合并成一个问题，那就是两者的根本差异在哪里。在许多兄弟眼里，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差异是很明显的。用政治课的生产关系角度分析，两者似乎就像一个苹果和一头牛的差别一样大。比如：前者是土地封建所有制，后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前者是分散小农的自然经济，后者是社会化大生产经济；前者劳动力依附于土地，后者劳动者获得人身自由，但只有被这个或那个资本家剥削的选择权，却没有不被剥削的自由，等等等等。
我认为上面这些都不是两者最根本的差异。
如果深入研究一下中国明清两代的社会经济，再研究一下英法当时的社会经济，你会发现，在许多方面，中国实际上走得相当快。如果把明清中国界定于封建经济，把英法界定于资本主义经济，仅从表面上，似乎很难看出两者的区别。
举一个例子。在中国江南，特别是江苏省的江南五府：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纺织业相当发达，许多织场的雇工量达到数百人。明代苏州地区有数十万以纺织为业的工人。无论从工商业城市的规模上，还是从产业工人队伍的规模上，中国都优于或者至少不差于当时的英法。明史上，还记载过许多类似于工潮的斗争。现代也有许多历史学者专门研究这些课题，发表了许多论文。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的金融业在明清两代也比较发达。最早的银行——票号，集中在山西平遥、太谷、祁县一带。据《平遥票号史》记载，平遥票号在清代就出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经营体制，以及“银股”“身股”等制度。这些作法放在今天的中国，也是相当先进有价值的。因为有钱人不一定会经营，老爸会经营儿子也不一定会经营，所以在当时的平遥，票号的股东（通常是三个人），叫做财东或者东家，通常找一个善于经营的“大掌柜”（即职业经理人），许以巨薪。按照当时规矩，大掌柜具有完全独立的经营权，除了年底向东家报账，东家在平时不能随意过问生意的事，有的票号甚至规定，东家无故不能进入票号。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够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