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不是一下子就能搞定的，而是用了七百多年才逐步搞定的。刘邦立汉以后，也开了一个总结表彰会。有人总结说，强秦二世而亡，原因就是没搞分封。刘邦还真听进去了，封了一堆异姓王。很快有些王爷不老实，被刘邦平叛后干掉，后来杀红了眼，也冤杀了一些“犯罪嫌疑王”，比如韩信。接着，刘邦又大封刘家同姓王。他死了没多久，同姓王国就坐大了。景帝执政水平不高，一削藩不要紧，同姓王们掀起了“七国之乱”。……总之，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太积极进取了，总是不满足于当个国王，总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这样一直弄到隋唐之前，分封制与大一统交替并存，引发了无数的血腥斗争。
隋唐以后，大一统制度最终确立。从此以后，皇帝的儿孙被封为王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但除个别例外情况，王们已经不能再建立自己的王国了。历代对王的管理制度不同。有的朝代限制其参政，有的朝代如明朝，由于永乐帝朱棣生怕别人学习自己，就直接限制王的人身自由，王在自己的封地城市里居住，无故不能出城，锦衣玉食，形同高级囚犯。清代，咸丰时期的恭亲王奕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紧急关头支撑危局，但是也只能是重臣而已，不可能封疆立国，局势一缓合即被雪藏。总之，在这一段时期，大一统制是中国政治主流，封建制只在少数民族土司地区有所残留，而且被“改土归流”不断打压，一直打压进了深山老林，解放后才被全部废止。此外，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附属国的朝贡体系，可以看作封建制的一个变种发明。
我概括一下：大一统帝国这种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始于秦代。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七百年，不断出现反复，是封建制与大一统制度拉锯的时期。隋唐以后彻底确立。明清时期，这种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达到了其历史顶点，同时也碰到了西方挑战。
可能许多兄弟没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世界主要的面积大国和人口大国中，绝大多数实行联邦制，比如俄国、美国、英国、德国、印度、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等。没有采用联邦制的世界大国只有中国、日本、法国。而日本、法国地方政府高度自治，权力明显大于中国地方政府。这种差异，源于古代各大文明区的封建制和大一统制的影响。
我个人认为，大一统的帝国制度，是古代中国区别于世界的最为鲜明的两个特征之一。另一个特征，是伦理型社会而非宗教型社会，我将在以后的有关贴子中介绍。
这个大一统的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是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的重要背景。今天的中国，虽然帝制已被推翻一百年，但千年以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这个现实有很深的历史根源，不是哪个人或者哪个政党的主观决定那么简单就可以解释的。这个现实，也是理解中国当前的成就与失误、优势和劣势、力量和困难、以及中国崛起中诸多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连续用这么长的几个贴子加以阐明。
中秋月明夜未央，室友鼻息已雷鸣。写到这里吧，累死我也！
第55节 资本萌芽1
中国人编写的世界革命史，有一个著名论断，意思是说，新生事物往往会在旧势力最薄弱的地区（“链条中最薄弱一环”）率先取得胜利。这个观点，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仍然是成立的。
按照前贴中的观点，在人类四个主要文明（或者文化）中，封建帝国的统治势力的强弱顺序，应该是中国大一统的帝国最强；印度和伊斯兰的帝国（内部存在诸多封建王国、土邦和酋长国）次强；只有名义帝国（罗马教皇）、实际四分五裂的西方世界最弱。
在封建帝国和王国内部，封建势力对于工商业的控制，培养了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反过来不断巩固自身利益，进一步加强控制，最后把工商业者搜刮得无以为继，官逼民反。造反的梁山好汉里面，就有不少人，原来是从事工商业和服务业的。比如从事餐饮服务业的民营企业家孙二娘。从她的所作所为看，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正义感、创业精神和经营能力的好公民。按说，她原本应该凭借自己超强的公关能力，开拓市场，增加投入，扩大就业，评星级、搞连锁，上市筹资，最后打造成国际著名品牌“十字坡”，和希尔顿、喜来登等巨头去角逐国际市场。但是，由于政治昏暗和官匪横行，使她无法正常经营，最后逼上了黑道，先杀人越货，卖人肉包子，然后拉杆子上了梁山。中国的治乱周期，基本上就是这么给弄出来的。
总之，在中国这样大一统帝国的内部，工商业者想要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维护正常经营和健康发展，难度是极大的。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经济尤其是城市工商业，就像建在沙滩上的塔楼一样，随着王朝更替，毁而复兴，兴而复毁，始终无法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阶段。关于中国封建帝国经济从繁荣到崩溃的周期现象及其根源，著名学者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两本书说得又生动又深透，多次让我拍案叫绝。
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其他地区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欧洲人也有自己的思考和解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马克思韦伯。欧洲有两个马克思，拥有同样的学术盛名。除了我们中国人崇拜的大胡子马克思以外，另外一个就是马克思韦伯。为了方便好记，易于区别，我们叫他“围脖”吧。围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基督教伦理的角度，论述了西方文化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系。他指出，基督教伦理才是西方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因。围脖还对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对资本主义的抑制进行了分析。这本书在世界上的影响大得一塌糊涂。如果你去读当代中国学者撰写的市场经济价值理念方面的论文，就会发现围脖的话被反复引用。
我不同意围脖的观点。我的观点是：西方能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中国不能，主要原因不在于基督教和儒教的差别，而在于“马赛克”式的林立小国和大一统帝国的差别。
下面我先来反驳围脖的看法。是不是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分析是个大活儿，可以写几本书。为了偷懒起见，我继续举例说明。这里插一句闲话，“举例”这个做法，发贴子闲聊可以，真搞论文不行。在前面的许多贴子里，我也是不断“举例”的。这种做法，看上去，有举重若轻之势；想起来，有藏拙取巧之嫌；实际上，有以偏盖全之失；而我的本意，是收到抛砖引玉之效。呵呵，兄弟们一起思考吧！
例如：契约精神。
契约就是合同。合同这个东西，在现代经济和社会领域是黑重要黑重要的。资本主义启蒙运动名著之一，就叫《社会契约论》嘛。围脖先生认为，契约精神是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石。基督教新教伦理中有“人神契约”等思想和内容。这些教义，植根于西方社会意识深处，使基督教的社会公众比东方人更具有契约精神。
这个说法，乍一听起来比较靠谱。起码就目前而言，西方人的契约精神的确远远高于中国人。我们现在整天评比“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原因就是不重合同、不守信用的单位实在太多了。被评上的单位也不一定真的守信用，比如三鹿奶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抓了许多年，坑蒙拐骗现象倒是花样翻新，连吃的喝的东西都不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