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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可没有这么爽。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前期,各种文化方面的争论很热闹。人们觉得这一个问题相当重要,也许正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但没有多久,这个争论就成了历史,人们又围着另外的问题争论去了。就这样争论来,争论去,很多年以后大家才发现,当年争论的任何问题都他妈的不重要,只有争论本身才最重要,因为社会的发展前进,正是需要活跃的思想、流畅的信息和广泛的交流。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环境优于改革前的主要原因。

所以,虽然比较乱套,我还是认为我们的文化正在很乱套地前进,而不是倒退。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文丨革丨的文化反思问题。因为这次革命的对象,点名道姓就是针对文化。中国文化如果无动于衷,不作任何反思,那么这个文化也未免太没心没肺了。

七十年代末出来一个“伤痕文学”。时间太久了,可能网友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没有读过。由于我人不老心老,所以去读了几篇,没有什么感觉。据说,当时的人们可都读得跟泪人似的。伤痕文学总的来说比较浅白,虽然作家们也想要深入反思(这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秉性),但当时历史还没有得到充分沉淀,他们的反思显得力所不逮。这些小说,相当于一个人捂着血葫芦似的脑袋报告大家:我被人砍了。至于为什么会被砍、以后怎样才能不被砍、怎样才能让凶手不能砍不敢砍和不想砍,这些问题则统统没有得到解决。

第44节文化反思

对文丨革丨反思不够,也不能全怪到文化人头上。这里也有个政治导向问题。

十年浩劫结束后,有些人希望清算一下历史问题。这个要求应该说是正当的,而且从理论上讲,搞清楚历史问题,对以后的发展会有好处。但是,小平的脑袋很不糊涂,他非常清醒而且准确地判断出当时的实际情况——由于文丨革丨给中国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和太多的恩怨,再加上中国人在历次运动中培养形成的斗争意识,搞反思搞清算,估计十年也扯不完,等于又发动了一场新的文丨革丨。那中国还他妈的要不要发展啦?

各位可能看出来了,我对老邓相当的赞。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左和右是一个辨证关系,两个极端是最远的,同时又是最近的。比如,大家认为右倾投降主义者去投敌是很符合逻辑的,而不理解为什么极左路级的张国焘跑到蒋委员长那去了。其实这很好理解。比如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如果你开得又正又稳,即使刮到护栏也是小擦挂。但如果你向左猛打盘子,就会狠狠地撞到左护栏上。你向左冲得越猛,碰壁后的反作用力就越大,你就越容易掉头再向右边猛冲,结果又撞到右边护栏上去了。这就是两极相通的道理,从这个角度讲,精英和愤愤并不遥远。

小平的英明在于,中国这辆大车在以史无前例的力量向左边撞了一下以后,他作为司机,能一边把车向右扳到中间来,一边又克服反作用力,让大车不要偏到右边去。这不仅需要政治眼光,更需要政治手段和驾驭大局的能力。考虑到他本人和家庭也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这就更难能可贵,还需要有一个政治胸怀。我经常想,如果当时不是他在执政,中国可能会整成一个什么样子。

当时的中国文化,更包括政治和经济,主要的问题是向前走,快点向前发展,而不是回头去扯问题。所以,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题目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决定了中国的方向。对于实在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公开发给了全国和全世界。这相当于拿筷子在碗口上一划,把找麻烦的面条搞断了。有人还在提意见,说还有些问题没说清楚!小平又说了一句名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于是大伙就这么办了。

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领导犯错误的时候都不说话,不反对,甚至还在帮腔。等领导倒台了该清算的时候,他一把鼻子一把泪地控诉,成了受害者。文丨革丨结束以后,许多人有机会就宽衣解带,把身上和心上伤痕亮给人看,谁敢比我惨哪!大家全都成了受害者,全中国只有四个坏人。巴金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晚年的《随想录》中,坦率地告诉国人:我受了害,但我也害过人,我对那个时代的错误有责任,我后悔啊!这种自我解剖的精神,值得咱们每一个同胞学习。

百岁巴金已于2005年离开了我们。岷山苍苍,蜀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巴金曾经建议建一个文丨革丨博物馆。这事没有得到高层支持。这个事情在文化界有不少讨论。从上面我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出,其实双方都没有错,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才是大局。一直到南巡讲话,小平都在反复强调“不争论”。把一个大博物馆楚在那里,很容易引起争论。

但不建博物馆不等于忽视历史。实际上,官方和民间都在收集和保存文丨革丨的各种资料。历史教训是一笔用血换来的财富,中国人有责任、有义务把它留给子孙后代。

2000年以后,随着国力发展,中国人的文化心态越来越平和,越来越自信。我们对兄弟文化的态度也越来越平等务实。记得九十年代,我去吃个宴会,席间有两个哥们,一聊发现都去过法国,就聊起年份葡萄酒的问题。那个自我感觉,那个文化品位,太球高雅了。两个家伙聊得满脸上跑眉毛,把我这个喝红酒兑雪碧的老帽窥得如同无物。今天的中国人,绝大多数兄弟,已经没有这种文化仰视心态了。我们学会了在尊重别人的同时坚持自我,喝咖啡就大蒜,秋水共长天一色。

近三十年来,中国主要目标就是向前赶路,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很少回头去全面研究建国以来的文化史。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文化自信的建立,我们渐渐有条件、有能力去回首研究那些尘封已久的问题。这应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相信,这个研究应该放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如果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身上,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于国无益的。

我以前呆过的那个单位,当时的一把手推行过一次市场业绩考核,搞得鸡飞狗跳,最后失败走人。他一走不要紧,大家都成了受害者,争着向新领导展示伤痕。开会时,我没有控制住,就发了个言。我指出,问题虽然主要出在决策上,但大家都参加了,当时还有人极力推动过呢。当时刚踢完世界杯,我就引用了一句时髦话:“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此言一出,单位上下一致认定,前任一把手真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至少可以确定是两个人。额滴神啊!老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记得看过一本纪实书,写的是1959年的故事。某地开大会批判彭张黄周。两个农民一边振臂高呼,一边相互打听:***是哪个村的啊,怎么犯下这么大的一个错误啊!他爹怎么没有管住他?我想,也许这两个农民很快就要面临粮食问题了。***比较抽象,但厨房非常现实。其实中国的许多历史问题,在偶然中存在着某种历史夙命。许多历史悲剧,最根本的病因,不在风云变幻的国家上层,也不在穷凶极恶的美帝苏修,而恰恰隐藏十三亿中国人——你、我、他中间。

中国文化正在拥有自信,但是它还不够多,不够强,不够正,有时还有些盲目。一个民族的强大,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教育之制度种种,说到底是制度背后的文化力量的强大。最强大的文化力量的表现,是勇于面对一切现实,亲手去剖开自己的灵魂。巴金勇于自我解剖,把良知放在名利之上。但这种人还太少,“谁敢比我惨”的家伙还太多。

我尊敬巴金,我更崇拜鲁迅。

鲁迅这位爷真的牛。由于官方夸得太多,有些年轻兄弟夸出逆反心理,转而去崇拜梁实秋之流了。同时代的文人中,也许除了胡适,没有哪个人曾经企及鲁迅的文化高度和思想深度,甚至不能望其项背。由于一骑绝尘,所以鲁迅看起来很孤僻,不讨人喜欢。但,他是我们的民族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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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新华人漫谈新加坡与中国的崛起第1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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