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臣的努力，造就了“同光中兴”，使中国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并驾齐驱。然而，如果我们从最最具有根本性的文化层面上观察，就会发现两者有根本的不同。日本的学习，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科学技术的全面学习。当时日本甚至有人提出，引进西方人来改良人种。而中国的学习，仅仅限于科技、军事两个方面。
虽然文化是无处不在的，但在不同领域，文化的含量是不同的。或者说，不同领域的文化承载量不同。政治制度，毫无疑问是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其次是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而技术、军事两个领域，偏偏是文化承载量最少的，可能还不如西餐呢。所以，中国虽然引进了不少技术，拥有了江南造船、汉阳制铁、开平煤矿、北洋舰队，但在文化意义上说，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文化还是根本不认识西方文化！
干脆直接讲明了我的结论，那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直接认识的努力，始终没有获得成功。或者说中国文化根本没有主观努力过。中学为体，排斥在前，盯住军事和科技领域就是接下来的必然选择。1894年甲午战败，举国震惊。从1894年至1911年的十五年，中国留学生蜂拥东渡日本。用鲁迅的话说：上野的樱花下，总也不少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也就是在这十五年间，在日本这个介绍人无意的帮助下，中国文化认识了西方文化。
甲午战败还引出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命题。这个命题从此伴随着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至今仍然挥之不去，甚至在我们这个贴子的回贴里面，也常常闪现它的身影。这个命题就是：每当中国遇到了一个巨大挫折以后，一派说，这是由于学习西方不够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继续学习；另一派说，这个失败就是他妈的因为学习西方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回归中国传统。
这个命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每当中国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绩以后，一派说，这是我们学习西方的成果，我们应该继续学习；另一派说，这是中国文化中固有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我们应该努力发扬国粹。
我把这个命题叫做“甲午命题”。这个命题只有在中国真正崛起、我们真正胜利的那一天，当我们共同回首，才会发现它全部答案。
围绕“甲午命题”，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激烈地、像蹦极一样地大幅度摇摆。先是摆向右，一个百日维新，顶壁；然后急剧向左摆，一个义和团，再顶壁。这么一下折腾，中国几乎到了亡国边缘。八国联军驻扎在北京，皇帝太后跑到了西安，南方大员们搞“东南互保”，甚至私下准备万一两宫不测，就推举李鸿章为中国总统，出来支撑危局。
关于义和团，有必要说一下。
现在的教科书，把义和团称为“伟大的爱国运动”。也有学者认为，义和团的负面作用很大，甚至足以抵消其正面作用。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具体史实，不再细讲，只讲讲个人看法。我认为，义和团从本质上讲，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引发的，中国文化本能的、具有正义性的、同时又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特征的一次反作用力过程。
义和团这种现象，不独中国有。它是当一个文化处于弱势地位、进入发展下行通道以后的典型表现。任何一种文化，处于这种历史情况下，都会产生类似反应。例如，面对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的伊斯兰世界，产生了原教旨主义思想和组织。印度教也有极端组织，而且相当活跃。义和团在发展成暴力行动以后，陷入了非理性，大量屠杀中国基督教平民，后来扩展到所有与西方有丝毫瓜葛的人，比如家里搜出一支进口铅笔的人。从这些特征看，也可以把义和团称为中国文化的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
现在，有人看电视上有什么地方又爆炸了，就指责伊斯兰教狭隘。当然，就事论事来说，这个丨炸丨弹本身应该否定。但是，伊斯兰是一种文化，而且与其他文化一样，伊斯兰文化是一个发展过程。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体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这个丨炸丨弹体现的，就是他这个文化目前阶段性特征的某个方面。不能因此全盘否定这个文化。
在中华文化的强盛时期，具有极其开放的胸怀。唐朝长安，万国云集。唐朝妇女酷爱胡服，贵族妇女以胡服骑马，招摇过市。唐朝宫庭乐曲有六首（记得好像是），只有一首中国本土音乐，其余全是胡乐。后代史家评论说：“唐人有胡气”。有人认为这是陇西李氏有匈奴血统的原因。我认为这个看法不对。这种气象是实力自信的表现。这种并吞八荒的胸怀，在清代是看不见的。同样在清代，处于上升期的康熙朝，与晚清气象又不一样。文化的包容性，来源于文化的自信，而自信心又来源于国力强大。
同样，伊斯兰文明也曾经有这种胸怀。当欧洲中世纪处于基督教黑暗神权统治的时候，是阿拉伯帝国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包容了大量犹太人，他们的生活和待遇比欧洲犹太人好得多。当然有网友否认他们的胸怀，指出他们强盛时曾经用武力和圣战推广信仰。见仁见智吧。
第32节文化演进4
进入民国以后，中国文化经日本介绍，已经和西方文化认识了。接上头以后，两家蹬开日本，进入了直接交流。汪国真有诗云：“到远方去，到远方去，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所以大凡风景，往往在你首次到过的地方。我想，初次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精英，他们眼里的风景肯定与我们今天所见的不一样。所以，民国那几十年的时间，国家危亡，社会混乱，倒是文化名家辈出，学贯中西的仁兄还挺多。避难躲乱、东奔西跑之余，学者们居然写出不少好东西。
反观当今，所谓的学者都怎么了。电视上，钱文忠教授张口闭口以季羡林关门弟子自居，过春节时，这个仁兄竟然带人杠着摄相机，跑到北大病房去给季老师磕响头，然后在电视台播放。这种学者真让人无语，你自己长志气写出点东西把别人镇住，好不好？又扯到哪里去了，回来。
民国时期，虽然兵荒马乱，但文化意义不小。西方知识体系引入中国，中西文化比较学作为一门显学，在各个领域均有建树。我向兄弟们推荐一本好书《中国文化要义》，作者是北大教授梁漱溟。
民国初年，王国维跳湖，是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当时，梁漱溟的老爹梁济，也是个学者，也跳了湖。王国维跳昆明湖，梁济跳什刹海。他们都殉了那个他们喜爱到赖以为生、依以为命、但又似乎到了穷途未路无可解救的中国文化。但梁漱溟不相信中国文化就此完蛋。丧父三十年后，他在四十多岁的学术盛年，推出了一本《中国文化要义》。我想，只有他这种狂人，才有这个气魄，用一本小书来论这个问题。可能是他太想打倒那个有杀父之仇的错误观点了。
这本书里，梁对中国文化的特点、优劣、源流、发展阶段、与西方文化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他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看法，与马列主义提出了“原奴封资社共”的六步完全不同。他这个思想体系，直接导致了他在解放后与毛的观点冲突，又不肯老实接受改造，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唯一敢于在全国大会上公开向伟人拍桌叫板的学者。
梁和其他许多学者，包括学术怪杰辜鸿铭，都从文化的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阐释，目的就是一个，都想说明中国有希望。不同的是，有人是说中国文化有希望，有人是说中国文化演进有希望，有人是说把中国文化进行某些西式改造有希望。
辜鸿铭，许多人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五四的守旧派。但此兄文化水平了得，据说英语水平高到令英国人都感到自己不懂英语，这一点让我太佩服了。当时欧美流行黄祸论，从人种上、文化上全面丑化我们。不少日本人奋起反击，中国几乎没有动静，也不知道都忙什么去了。只有老辜出来系统、全面、凶狠地反击了一通。由于他拿英文写给英文报，这个功劳到他死都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
第33节文化特性1
从现在开始，我们结束历史回顾，开始直接面对那个亲爱的、伟大的、无处不在、让人爱又让人恨的、被捧上天扁入地的——中国文化。现在的中国文化是从历史一步步演化而来的，而且还在急速演进当中，很难讲哪是历史，哪是现实。我们周围的现实，就是活着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