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不再具体一个一个的论了，总体感觉，中国在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上，已经基本接近了建设廉政国家的条件。比如，基本完成了对传统社会的改造，具有现代意义的主体民族，民族文化深厚，公民素质较高，政府能力较强，社会管理网络健全，人民对腐败问题普遍愤怒反对而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妥协接受，人民具有监督维权意识而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麻木不仁，等等。我感觉：我们中国缺的零件已经不多了！也许，信息社会所带来的扁平化监管结构和全民享有的低成本信息渠道，就是这最后一个零件。
118理论，是我对社会群体行为模式的一个认识。
我以前的绝望来源于，发现某些坏现象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行为。比如腐坏方面，几乎是官场通则；比如社会不文明现象，几乎是人人都在随地吐痰。看到这么普遍的现象，有人断言，解决中国人随地吐痰问题至少要几百年。
通过观察，我发现，如果把社会某种行为列出两个端点，比如“随地吐痰——不随地吐痰”，那么，社会成员大体是“118”分布。就是说，在大家都吐的环境下，能坚持不吐的人，占10%；在大家都不吐的环境下，仍然有这种坏习惯的人，占10%；其余80%的人，都是根据环境变化的。比如我就属于80%之列，在国内随地吐痰（不好意思），跑到新加坡来，人家都不吐，我也不吐了。
有一次，我跑到农村去访友。这个村子，是一个拥有三千多口的大村。当地正搞新农村建设。朋友高兴地说，真邪门了，我们只修了几条主街，美化了一下房子，结果全村人好像一夜之间变文明了。前两年还有人大白天在街上拉屎呢，现在垃圾都往垃圾筒扔，村里比城里还干净。
据我观察，这就是当地社会20多年整体发展的结果，各项条件都具备了，比如村民文化水平、村民生活习惯、垃圾收集处理设施等等。这些“零件”是20年来逐步备齐的，终于，新农村建设的一次村容整治，成了最后一个“零件”，量变积累由此产生了质变飞跃，给人“一夜之间变文明”的感觉。这种质变的原理，就是当最后一个“零件”到位以后，从而引发了80%的人迅速转变。
腐败问题也是一样。10%的人，在廉洁的环境中也要想办法腐败；10%的人，在腐败的环境中也能洁身自好；而80%的人，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他们选择了适应环境者。所以虽然看上去问题很普遍，但当廉政建设的最后一个“零件”到位后，社会风气在几年内发生逆转，也不是不可能的。前贴提到的泛行政化造成的人、组织、社会的异化问题，在解决了权力制衡以后，应该能够得到扭转。（比如，改革开放以后的体制改革，促使了人的行为方式的巨变）。
至于有兄弟提出的，“如何发挥信息社会监督的力量”，我在前贴中也提出了思路。光靠某些运气不好的官员误打误撞，把日记或短信搞到了网上，引起上级偶然的重视，那是不行的。我认为，应该围绕信息社会的特点，进行制度创新，同时用技术手段来保障制度的落实。我把前贴的话摘过来：要立法建章，保障公民的信息权。围绕网络监督信息，对现有监督机构和工作体系进行再造。建立一套工作机制，对网络监督信息进行处理。鼓励实名监督，允许匿名监督，打击恶意诽谤。建立统一的、公开的社会监督信息平台。等等。
（230）精英与民意
前面贴子中，我谈到这样一个观察，就是信息社会中，成本的戏剧性变化。我举了某公司利用手机短信挣钱的例子。以前，横在公司面前的那座“呼悠成本”大山，在信息社会不见了，反而横到消费者面前去，成了“维权成本”大山。同理，以前，是低成本腐败、高成本监督，在监督者面前横着一座“成本大山”。监督者通过理智权横，会选择放弃。在信息社会中，随着信息网络全覆盖、个人终端全普及，如果能因势利导建章立制，这座山将会移动，转变成低成本监督、高成本腐败。
前贴提到，信息社会在技术上提供了权力监督制衡的可能性，但要有相应的工作机制做为保障才行。举个简单的例子，“群众满意度”经常是个神仙概念，某些干部一路提拔，最后落马，才发现多年来一直群众意见很大、举报很多。那一路提拔时，群众满意是他妈的怎么测出来的呢？在信息社会中，这些数据可以准确采取，而且无法操弄。但它要发挥作用，需要建章立制，我已反复谈到几遍，不再重复了。
接着往下聊。
一些欧洲国家，现在隔三差五搞全民公决。全民公决很花钱，也很花时间。但从技术角度分析，在信息社会中，全民公决的成本比传统社会可能下降90%以上。比如，在全国销售的手机（即个人信息终端）上，统一安装“投票软件”。个人购买手机以后，以身份证号码实名注册。公决时，政府通过电信公司，把议案以及相关资料，群发到个人终端上，个人通过回短信进行投票。如果你在投票前，想讨论讨论，想发表发表意见，有关网站上专门辟有讨论区。在社会信息网络全面建立起来以后，在1000万人口的社会中组织一次这种公决，和1亿人口的社会中组织，成本的差异不会太大。
仅管如此，我个人还是不赞成把社会事务的决定权简单地交给一人一票。如果让我来公决一些具体事务，比如，中国该不该在长江上游再修建十个大电站。我自认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做出判断。我宁愿弃权，交给有关专家去决策。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赞成民粹主义。美国虽然实行一人一票制度，但在许多制度的设计上，都努力避免多数人暴政，避免“群氓政治”。但是，近年来，由于美国人自我意识不断提高，个人主义不断抬头，通过一人一票，对驴象两党有力制约。所以，美国以短期行为讨好选民的政策只会越来越多。
回到建水电站那个例子，探讨一下民意表达和精英决策应该怎样对接。这个事情牵扯面比较广。一方面，在民意表达上，老百姓的看法很重要。最关心此事的，是该流域的居民。他们会直接受到工程影响，是直接利益相关者，有权申张自己的利益诉求。其它社会公众，情况千差万别。有关心此事的，有权力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也有不关心此事的，也没有必要非得找他表态。另一方面，在科学决策上，应把行政、水利、工程、地质、气候、生物、电力、外交、交通、国土等方面专家都请来，共同组成专家委员会，通过讨论来做出最后的决策。
理论上，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但效果不好。我觉得不是制度问题，是技术问题。传统条件下，技术手段不足以支持这个制度全面落实。若要做到民意充分表达，所需时间太长，成本太高。在发展压力下，政府等不及，所以匆匆上马，造成民意表达不允分，利益诉求不畅通，专家决策不透明。在欧洲国家，想搞一个水电站，光跟两岸居民前期协调，就十几年搞不完。欧洲发达国家近年基本没新上水电项目。
我认为，信息社会条件下，民意充分表达与精英科学决策可以实现对接。通过信息网络，低成本、高效率地收集民意。这样，专家开会时，他们就能得到数据：国内普通公众有1亿人参加投票，支持率是多少，反对率是多少。水库淹没区和工程搬迁区群众中，支持率是多少，反对率是多少。在反对者当中，原因有ABCDE等选项，其中每项人数是多少。此外，从技术角度来看，通过对个人信息终端采用关键字分类，很容易对民意表达进行分类分析。比如，有1亿公众通过终端表达了对修建电站的看法。若按学历分类，支持率和反对率是多少；若按年龄分类，各年龄段支持率和反对率是多少；若按居住地分类，各省居民的支持率和反对率是多少，都可以用软件自动生成。这样，政府官员和专家们就很清楚地了解公众态度。在此基础上，专家讨论表决。即使决定上马，也会充分考虑反对意见，对配套政策做出调整。同时，专家身份、讨论过程、表决结果，通过网络及时对全社会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