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很久以前的一个贴子里,我谈到,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思想曾相当悲观和偏激。这么多年,负面东西看的太多太多。
在泛行政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异化。北方社会比南方社会更为深重。任何机构都在行政化、官僚化。我的一个兄弟,分配到一个公路收费站工作。该收费站十来个人,连个股级单位都算不上。但层级分明,官气俨然。站上只有一辆车,负责接送站长和副站长上下班。两大高官的家又分别住在两县,这个兄弟每天驱车150公里,分别往返接送。
由于当官如此之好,饭来张口,车来落腚,所以大家都渴望这种机会。不管是经商的、教书的、搞技术的,都一门子心思,追求当官。谁谁是靠什么关系才当上官的,都在谈论,毫不避讳。在人们眼里,创造财富的人都是傻瓜,有能力分配财富的人才是大爷。但干部岗位这东西,能上不能下,40岁上去,60岁才退休。山川载不动太多的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所以广大干部群众都想把他拱下台。所以,你算计我,我算计你,人际关系空前的复杂。
有一年,我回北方老家过春节,那年正赶上政府换届,当地的卤猪鼻子价格暴涨。因为猪用鼻子拱东西,所以当地人叫“猪拱子”,据说吃了猪拱子,有助于增强拱官的运气,结果大家都来抢购。
在这种环境下,人也在发生异化。有个笑话,我以为别人在讲笑话,后来才知道这是真实故事。有一个退休的老干部,得了老年痴呆。他的家人,每天都必须想办法,找一堆废旧文件,拿给他看。他逐件认认真真地圈阅,认认真真地做出工作批示。每天如此。否则,他就会狂躁不安,无法安抚。
另一个笑谈是,有一个领导,在地方上做市领导多年,后来年纪大了,平调到省级部门改任非领导职务。调上来以后,经常开会和出差,一年时间竟丢了二十多个杯子。原因是,以前有权,总有人跟在屁股后头替他端杯子,现在没有权了,无人代劳,短时间实在难以适应。
行政层级之间,关系都在异化。整体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很难落实。由于上级完全决定下级命运,所以分权分责是句空话。权力层层上收,名曰“加强监管”。责任层层下压,名曰“落实责任”。出了问题,上级有权裁定责任在上级还是在下级,所以基本都在下级。结论是,上面的好经都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坏了,歪嘴和尚遍基层。
大凡一出问题,下级向上级打报告,一定要这样写:A,首先表态,上级对此事早有明确规定,三令五申。B,接着要讲,上级领导反复强调多次批示,他个人也没责任。C,自我检讨,没有深刻领会上级正确精神,以致出事。注意了:承认工作水平问题,打死不能承认工作态度问题。D,话峰一转,强调客观困难,为自己开脱,并提出工作建议与请求。注意了:上级的责任和错误,必须巧妙地融入D部分,做到棉里藏针,使大家心知肚明,我官小,我认栽,责任我担,但你也要适可而止,不要逼人太甚。若写手高明,甚至还可以在D部分中不露痕迹地骂几句娘。总之,在这种格局之下,根子在上层的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正。
在无制衡情况下,我们引进国外成熟经验,都被异化和变型,成了权力谋利工具。不管这些经验和工作机制多么成熟,都被“既来之,则阉之”。比如,欧洲的足球联赛机制,比如,西方高度成熟的股票市场运行机制,都伤透了国人的心。
随着世界进入信息社会,其实在廉政问题在魔道相争中,技术革命也是一把双刃剑。腐败行为也会同步升级。比如当官的在中国给你办事,你可以在中美洲维京群岛的某家银行过账付一笔钱,这就很难查。信息技术使灰色操作半径延长了。
上面写了这么多,就是我这些年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这些东西让我感到绝望。下面,我继续自己的心路历史,聊聊我是如何发现希望,逐步走出这种绝望的。
待续
(229)关于廉政2
在观察社会的过程中,我通过拍脑门,创立了不少自己的歪理斜说,呵呵呵。本贴,向大家兜售三个歪理论:根雕理论、汽车理论、“118”理论。
根雕理论,是我对社会制度形成的理解。
在一个国家证明有效的好制度,是不是可以通过“顶层设计”和“改革植入”的方式,应用于另外的国家和地区?或者,具体点说,中国可不可能成功引进西式的多元制衡的社会管理模式?
我把一种制度的形成,看做一件根雕的形成。每个根雕,都是一件难以复制的工艺品。它的形成,有两个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力量是自然力量,在自然力量之下,根在特定的环境下生长,比如在墙根下、在岩缝中生长,它被自然和环境塑造成自己的形状。第二个力量是人为力量。人根据这个根的天然形状,因势利导,进行人工加工和削切,让它能按照人的意愿体现出某种含意。
同理,一个制度,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在特定的民族、宗教、社会环境下,逐步形成的。在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加入了自己的设计和理念,对它进行了人为的塑造。任何制度,都是自发与自觉的结合体,不是纯粹自然演变或者纯粹“顶层设计”的结果。像文丨革丨那样,直接“砸烂旧世界”,去建设一个“顶层设计”好的理想化的新世界,这是很难成功的。所以,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权力制衡模式,应该是基于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特征、社会现实,然后进行人为塑造的结果。
汽车理论,是我对中国廉政进程的一个判断。
大家知道,在伊斯兰世界、在俄罗斯、在黑非洲、在印度、在拉丁美洲、在中国,行政腐败问题都普遍存在。但是,出了国以后,根据我的观察和思考,发现,不能把外表上都有腐败的国家简单地归为一类,各国是有很大区别的。看到这种区别,也许有助于我们正确自我认识。
我们都想拥有一辆汽车。假定一辆汽车是由100个零件构成的。只有100个零件齐全,才能开动。那么,拥有10个零件的人、拥有50个零件的人、拥有99个零件的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无车可用,都要走路上班。他们可以都归入无车族。但是,他们的处境是不同的,有的人也许再搞到一两个零件,都能有车了,有的人可能还任重道远。
廉政这个问题,实际上也相当于一辆汽车。廉洁社会的形成,需要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美人大致都一样,丑人创意无限,千奇百怪。同理,廉洁的社会中,这些因素基本都是全的。不廉洁社会中,内部因素则千差万别。在前面的贴子中,我比较了新加坡与中国,新加坡虽有多元制衡的制度框架,但目前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新加坡目前的廉政成果,仍然主要归因于政府的自控。它们只有一个因素强于中国,就是监督半径很小,就这一个因素使廉政成为可能。
廉政是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体现。廉政有许多因素,如文化、观念、制度、公民素质、信息半径等等。目前,基本建成廉洁社会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基督教文化区中的新教国家和一部分南欧天主教国家。其余的世界各国中,我感到,各国所差的“零件”多少是大不一样的。我没有搞过具体的量化指标,但通过资料和个人直觉,我认为各国所缺“零件”,由少到多的大体排序是:中国文化区国家(中国、泰国、越南等)——东正教文化区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等)——天主教文化区国家(不包括南欧,指拉丁美洲)——伊斯兰文化区国家——印度教文化区国家——黑非洲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