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制约官员权力的滥用，下药最猛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一是发现贪污大肆屠杀。“空印案”仅有贪污嫌疑而已，就屠杀地方官一千多人。二是发动群众。朱皇上规定，老百姓如果发现地方官贪污，可以把他捆送南京，就和文丨革丨中鼓励群众造反有点神似。三是使用酷刑。对贪污受贿60两以上者，剥皮揎草示众。想想，公务员们上班去，衙门口总挂着几副塞满稻草的人皮，有的还是以前的老同事，这确实相当考验心理素质。换我，准会辞职。朱元璋就这么狠弄，明朝仍是贪官最多的朝代之一，看来是体制问题没有解决好。
中国古代有句话：“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入乱是儒家。”这句话概括了儒、道、释三家的思想，在中国治乱循环中的表现。从这句话来看，古人认为最好的治世，是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从历史事实来看，确实也有道理。汉代奠定国力，是文景的无为而治。汉武帝在文景基础上，纵横天下，扬威立腕。但因连年征战，大兴土木，国匮民乏。所以武帝晚年下诏罪已，复归黄老。唐代，陇右李氏自认老子后裔，推崇道家之学。明万历年间，皇帝罢工，二十年不肯上朝，民间却工商兴旺，达到了市井繁荣之顶点。
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对“无为而治”，我们有太多的浅解、误解和曲解。
政府的强势权力，如果有三种可能性：A，做好事。B，不做事。C，做坏事。
儒家是全力追求A。即使一时做不到，现实再残酷，儒家绝不会气馁。他们认为，问题出在社会教化不足，人们修身不足。只要努力宣贯圣人之道，最终会解决问题。所以，虽然看上去很入世，儒家实际上却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承认B和C的合理性。他们坚持追求A，追求不缀，止于至善，哪怕“知其不可而为之”。
道家则不同。道家不否定A，但是，道家清楚地看到现实的残酷性。西方人追求自由，但也经常长叹：“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道家也有这个味道。他们认为，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你播下龙种，可能收获跳蚤。“无为而治”，就是承认自己没能力干到A，为了防止追求A却滑向了C，决定放弃A，退而保B。所以，道家看上去出世，实际上却是最现实主义的。
“无为而治”和“无为”是两码事。无为很容易，啥都别干就行了。无为而治很难。因为你不光要“无为”，而且还要“治”。前一贴我们看到，政府权力失去制约之后，不管他干什么，都打着为群众服务的幌子。群众，多少部门和个人利益假汝名以行！利用权力挣钱，非常容易，非常实惠。让他“无为”，非常难。就像一个人正在捞金子，正捞得高兴，正捞得欲死欲仙，你冲上去按住他的手，他会拼命挣脱，甚至跟你拼命。他会大叫：“你为什么不让我继续为群众服务？你为什么不让我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你放开我，嗷嗷嗷嗷！”所以，真正做到“无为而治”，所必须面临的冲突和斗争，比“有为而治”还要多。
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在许多领域中，政府都是有意或无意地按照这个思路走。人们把改革开放看成改革、开放两个方面。而我有时理解为改、革、开、放四个方面。改者，改变旧的，在旧的基础上塑造新的。革者，把旧的去掉而已。开者，把原来封闭环境打开。放者，为原来被束缚的松绑。所以，这四个方面，除了“改”是政府主动创造新东西，其余三个方面，都是政府创造环境，留出空间，让经济和社会自己去发展。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那么，今天中国的发展成就，有25%是政府有为的结果，75%是政府无为的结果，即“解放生产力”、“放活经济”是也。当然了，无为不是什么事都不干，我前面说了，无为而治比有为而治更累人，因你要按住的手太多了。
这算对历史的一点简单回顾吧。有本书叫《中国反贪史》，国内几个出版社都出版过。对历史感兴趣的兄弟可以参考。
待续
（218）准一元制衡
窗外大雨正在倾泻。新加坡已进入雨季，成天轰轰隆隆，哗哗啦啦。热带那雨，一下起来，打伞不管用。这里的建筑，都有长檐和走廊相连。从高处俯看，如长藤缀瓜。居民小区内，各楼的走廊汇在一起，通向小区外的公交站和地铁口。所以，大雨之中，处处井然。
去年，新加坡经济增长14%，人均GDP达4万多美元，超过日本，是韩国和台湾的两倍还多。新加坡财政支出当中，三分之一投入军费，而同为城市社会的香港，靠着老爸，从来不用花一分钱的军费。仅管如此，新加坡的公共建设和公共管理，丝毫也不输于香港。可能有兄弟看不上这个弹丸小国，但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制度很有独到之处。
通过对新加坡的长期观察，我的结论是：新加坡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准一元制衡”的模式。由于国情差异，新加坡模式的学习价值不大，但对中国很有启发。下面，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新加坡。
新加坡一直被称为廉洁国家。去年国际机构的评定，它廉洁度排在第一位。好像还有个国家跟它并列。我在这个贴子最前部分，专门讲新加坡问题时曾分析过，它实现权力制衡有四个原因：A，领导人意志。B，监督和信息反馈半径。C，相关制度。包括公务员制度、高薪养廉制度、媒体制度等。D，多党选举。
有人提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廉政文化。我认为，新加坡立国之前的殖民政府体系内部腐败严重，何来廉政文化之渊源？现在的廉政文化是廉政建设成功后，逐步培养起来的。虽然它在形成之后对保持廉政很有作用，但把它列为原因，有因果倒置之嫌。
新加坡的政治框架是西方制度，是一套多元制衡的制度设计。然而，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各反对党力量薄弱的现实情况。以反对党目前力量，还不足以构成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所以原因D不是主要原因。新加坡的各项制度，都不是独有的，原因C也不是主要原因。我认为，A和B共同构成了新加坡权力制衡的主要原因。
具体而言，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具有强烈反腐决心，不顾情面，铁腕打击。同时，该国又极小，是一个小圈子的熟人社会，监督和信息反馈半径很短，哪个高层公务员被人请去喝杯咖啡，大家都看到眼里。这种情况下，大的腐败很难产生。再辅之以C、D两个因素，共同促成了新加坡的廉洁和规范。
那为什么称“准一元制衡”呢？我加上一个“准”字，考虑有三点。一是这种一元制衡没有制度保障。它存在于多元制衡的制度框架之内。二是这种制衡是自我约束为主、外部监督为辅的。三，由于前两点，这种制衡状态不是一个稳定状态。在开国元勋纷纷引退之后，制衡失效现象有所抬头。近几年出了几起官员贪腐案件，引起了人民的不满。
那么，新加坡以后会不会沦为无制衡国家呢？我认为不会。因为下面有多元制衡体制垫底，在政府失去自我约束后，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外部约束可以填补空白。过程如下：一元制衡——政府放松自我约束，出现贪腐现象——人民不满加剧，选票流向反对党——反对党不断壮大，实力接近人民行动党——反对党对人民行动党形成外部监督和约束——多元制衡。以新加坡目前的制度框架、社会结构、公民素质，我认为能够完成这个过程。
但是，如果发生这种演变，可能就意味着新加坡国家性格的变化，由精英主义转向了民粹主义。李光耀是最典型的精英主义政治家。世界这类政治家倒是不少，但没有谁像他这样赤裸裸。老李在新加坡相当于毛邓在中国，都是开国元勋级的。在中国，有一些话，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可以说，后来的领导人就不能说，因为资历不够。新加坡也一样。老李讲过：政治家不一定要让人民喜欢，但一定要让人民尊敬。李显龙就不敢这么说。对小李总理来说，政治家首先必须让人喜欢，然后再想办法让人尊敬。如果人民不喜欢，不投你的票，你连总理都当不上，“让人尊敬”就成了一句笑话了。